林喆

　　多名省部級高官落馬

　　2010年的腐敗沿續了自2006年以來的三大特點。

　　首先是落馬官員的級別高。2010年落馬或被判刑的官員中，省部級官員就有多人，比如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劉卓志，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原總經理康日新，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貴州省政協原主席黃瑤，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主任朱志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等。

　　其次，落馬或被判刑的省部級高官的貪腐金額巨大，都在500萬元以上，有的甚至達到了千萬元以上。如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就達人民幣2959.5萬余元。

　　第三，群蛀現象依然嚴重。如原廣東省中山市市長李啟紅因涉嫌股票內幕交易而落馬一案牽涉十多人，其中5人來自李啟紅家族，包括李啟紅夫婦，李的弟弟、弟媳和妹妹。

　　“官蔭二代”現象頻現

　　2010年的腐敗又具有四大新特點。

　　一是針對性很強的腐敗新形式，如“期權兌現”方式呈現。所謂“期權兌現”是指在受賄者被處罰后行賄者對已不再是官員的該落馬貪官給予巨額補償費，為之補償受賄遭到的懲罰(刑期)，這種所謂的“精神補償費”具有很強的效仿性，它的出現助長了貪官受賄的勇氣。

　　二是“官蔭二代”現象頻現。近年來，我國官場的裙帶關系、近親繁殖現象相當嚴重，從國家機關、各級政府部門，到高校、企事業單位，父子、夫妻、連襟等親屬分居上下級或同級領導崗位的現象比比皆是。

　　“官二代”也被稱為“權貴二代”，它的出現是近年來權力腐敗現象的派生品。在一些地方，官員子弟飛揚跋扈，“我爸是李剛”事件是其中的典型。這種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已被視為封建殘余而反復批判過的特權觀念，本質上是一種反人權的等級制，它不僅與現代憲法精神背道而馳，而且也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本質的一種背離。

　　三是由瀆職侵權激化社會矛盾的行為時有出現。2010年1月14日，四川省內江市車禍受害者張厚明被醫生診斷已死亡，卻在送殯儀館后發現還活著，經兩小時搶救后才不治身亡。這起離奇的“死而復活”事故引發了特警與死者家屬搶尸的沖突。

　　四是干部隊伍精神建設問題凸顯。2010年，燒香拜佛、看風水現象在一些地方盛行。如市長在城隍廟燒香，祭拜海瑞，副市長求無腐敗分子。這雖然不屬腐敗現象，但反映出當地官員隊伍的精神面貌。

　　反腐規定在完善

　　隨著腐敗現象的日趨復雜，2010年的反腐敗也有很大的進展。

　　首先，中央進一步完善了個人匯報制度，以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來彌補對官員領導干部收入申報規定方面的不足。在1994年全國人大將《財產申報法》正式列入立法規劃后，1995年和2006年，相關部門又制定并頒布了兩個相關的規定，分別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以及《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這兩個規定，都是針對干部報告個人事項，以重要的黨內法規形式頒布實施的。

　　其次，2010年7月11日，新華社全文刊發了《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其中有些新提法，如第12條規定，組織(人事)部門在干部監督工作和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可以查閱有關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材料；第17條規定：領導干部如果不如實申報，最嚴重者可以予以免職。

　　我國目前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而只有干部收入申報制度。2010年的《規定》中要求領導干部應當報告的內容包括“本人婚姻變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從業等事項”和“收入、房產、投資等事項”兩大類，共14小類。其中，關于房產和投資的部分是此前沒有涉及到的。

　　第三，2010年12月29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反腐領域的首部白皮書《中國反腐敗和廉政建設》，全面、系統地介紹了反腐敗和廉政建設基本情況，強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以堅決的態度反對腐敗，加強廉政建設，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

　　第四，加大對行賄者的懲罰力度。2010年5月18日，國美電器前董事局主席黃光裕因犯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罪、單位行賄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4年，罰金6億元，沒收財產兩億元。這是近年來我國一系列腐敗大案要案中，首次對行賄人課以重刑。這充分表明有關部門嚴懲行賄人的決心和力度。

　　第五，2010年，中央針對干部選拔任用相關事宜已先后出臺了多項措施，它們相互配套銜接，共同構成了事前要報告、事后要評議、離任要檢查、違規失責要追究的干部選拔任用監督體系。

　　第六，《反腐敗法》的立法被重新提出，2010年年初有全國人大代表韓德云律師在全國兩會上提出立法議案，2010年年底有學者在廉政會議上提出具體內容，包括公務人員接受禮品范圍及其最高限額的規定(建議將接受禮品的最高限額規定為300元人民幣，約50美金)、公務人員從事第二職業及離職后的行為限定、親屬回避制度、公務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規定，以及對專門行使或兼有廉政職權的反腐組織和領導機關作出明確的規定。

　　第七，舉報人保護制度被系統設計，專家提出該制度應具體包括三項制度：舉報過程明示和結果反饋制度；舉報人緊急避險電話制度和緊急避難場所制度，舉報人損失補償和獎勵制度。

　　重慶依法打黑經驗推向全國

　　第八，中央政法委將重慶依法打黑經驗推向全國。從實踐來看，黑社會勢力與官員腐敗行為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從本質上來說，黑社會勢力為官員腐敗行為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社會基礎和條件，而官員腐敗行為則為黑社會勢力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權力支持。所以，黑社會勢力與官員腐敗行為二者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依法打黑的過程實際是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的過程。

　　重慶打黑最為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重慶市有關領導的決心和整個班子團結一致的戰斗精神，首先打掉很多被視為“保護傘”的官員，并且充分發動了廣大人民群眾和廣大干部。這表明，當一個地方打黑除惡工作進展困難的時候，“空降”專家的做法(如從外地調派來王立軍任重慶市公安局長)非常重要，能發揮巨大的作用。

　　此外，在整個打黑過程中始終遵照法律程序進行也是一條重要經驗。重慶打黑絕不是以人治方式進行的，而是依法打黑，注重程序，嚴格按照法律辦事，這在后期審判活動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第九，2010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公布的《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提出了“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達到5000元將被立案追訴”的標準。新版立案追訴標準傳遞出的反腐信號主要集中在三點：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達到5000元將被立案追訴；低價出售國有資產損失達30萬元以上將被立案追訴；為親友非法牟利將被立案追訴。近年來，腐敗現象出現向基層蔓延的趨勢，這一規定對于打擊基層腐敗，針對國企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制止為親友非法牟利的行為具有積極的作用。

　　第十，各地紛紛探索反腐和廉政文化建設制度創新的舉措。如“網絡述職述廉”的湛江模式、“制度+科技”的上海模式、將教育融入日常生活的桂林“清風模式”、以弘揚正氣和傳統文化為特點的“重慶唱紅打黑”模式、“廉政三字經讀唱”的內蒙模式等。這些模式在加強本地反腐敗和廉政文化建設之時，也給各地提供了可以借鑒的寶貴經驗。

　　2010年腐敗與反腐敗的較量，再次體現了反腐敗工作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我們堅信，只要堅持不懈的努力，最后的勝利一定屬于人民。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理論法學博士生導師。此文經摘編，標題為編者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