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秘的交易

但萬科集團與成都“哈爾濱幫”扯上關系，多少讓人有些意外。2009年以前，萬科拿地的方式較為單一，主要依靠土地招拍掛。這種堅持一方面保證萬科了拿到熟地就開發的模式，但也面臨土地成本高、獲取土地的難題。

郁亮擔任萬科總裁之后，風格有所轉變，財務出身的郁亮看重財務指標，對下增加業績壓力，萬科各分部也有了較多自主權，拿地方式開始嘗試多元化路線，其中就包括合作拿地、土地整理、新城鎮開發、舊城改造等方式。四川房地產圈的人感嘆說：“連萬科都考慮（拿地）出路，這是逼良為娼的過程。”

2010年，與“地主”合作，成為萬科拿地的一種常見方式。但萬科為何選擇成都同泰這樣的“非專業公司”，且通過控股的方式合作？

一位當地房地產界人士分析說，一些特殊地塊需要與有政府關系的公司合作，才可以順利拿到。同時，這還有助于降低拿地成本。而用股權收購方式，不易被察覺。

他推測，有當地高官人脈的成都同泰，在萬科入股之前，應該已就五龍山項目的6100畝土地打包與新都區政府簽訂了土地一級開發協議。

所謂土地一級開發，是指土地出讓前的運作方式，將“生地”變為“熟地”，達到可以出讓的“五通一平”或“七通一平”的標準。在大多數城市，主要是由政府來操作，也有政府委托企業運作，政府負責管理和監督，或者由國有企業或事業單位性質的土地儲備機構來做。

土地一級開發環節，企業需要一級土地開發的資質，開發的成本包括征地補償、土地平整、道路、自來水、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等。通常，負責土地一級開發的企業愿意拿地，進行“土地一二級聯動開發”，在獲得一級開發的收益之后，繼續獲取二級開發的巨大收益。這需要良好的政府關系。

成都同泰號稱注冊資本1000萬元，實際到位資本只有200萬元，遠遠不足以操盤一個如此土地體量的大盤項目。它需要找一個有資金實力和開發能力的合作伙伴。萬科看好五龍山項目，卻無政府資源及拿地渠道。雙方的合作也算順理成章。如此，成都同泰就成為“倒手土地”的“中介公司”，成都萬科是真正的土地買家。

但是，作為上市公司的萬科，不方便直接拿錢來買這個“拿地能力”，控股成都同泰就是個好的選擇。

成都同泰的實際控制人為不露痕跡地獲得好處，對項目及公司的安排也是破費周章。洋浦同泰和王亮將80%的股權轉讓給成都萬科時，五龍山項目的土地資產并不在同泰公司內。2010年5月6日，五龍山項目兩幅地塊拍賣時，是被成都同泰公司與DYLAN公司的聯合體以底價拍下的。

在項目進入實際開發之后，作為項目股東的成都同泰及DYLAN公司即實際擁有五龍山項目的資產及收益。這時，如果成都萬科再對成都同泰其余的20%股權(由洋浦同泰所持)進行收購，原始股東將獲得極為豐厚的回報。據當地業內人士流傳，這筆“中介費”達數億元之巨。

也就是說，這一過程中，成都同泰主要是憑借政府關系，就拿到巨額收益。

需要一提的是，成都同泰目前的第二股東洋浦同泰，注冊于海南洋浦經濟開發區。業內人士認為，成立這個公司的主要的目是利用其諸多稅收優惠政策避稅。

李春城案發

2012年8月，時任成都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成都工投）黨委書記、董事長的戴曉明，被當地紀檢監察機關帶走調查。成都工投官方網站顯示：該公司于2001年8月注冊成立，注冊資本50億元，是成都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管理的國有獨資公司。經營范圍包括：投資、非融資擔保、資產經營、管理和資本運營、工業地產、招商、咨詢服務和物業管理。

最近幾年來，成都市相繼成立多個平臺公司，成都工投是其中之一。2007年底，受中共成都市委委派，戴曉明出任成都工投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兼法定代表人。目前就戴曉明的涉案情況，官方仍未發布正式消息。

當地投資圈人士告訴財新記者，戴案與李春城案并無明顯交集，戴本人與李春城亦無特別緊密關系。戴的“落馬”與成都工投位于新都區的一處工業園區有關，該園區的一起拆遷糾紛引爆土地案線索，致其案發。戴曉明進去后，既有對抗，亦有檢舉，其中即包括與新都土地有關的其他線索。9月底，成都市新都區國土資源局局長毛一新被市紀委帶走調查。

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李春城以四川省委副書記身份當選中央候補委員。李春城早在中共十六大時就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在十七大上落選，此番再度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外界普遍預測其仕途還將上行。

李春城在成都工作12年，擔任黨政主要領導干部11年。成都GDP高速增長，城市面貌急劇變化，并在全國率先試行統籌城鄉綜合改革，他的政績有目共睹。其在十八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也算順理成章。

然而，十八大結束后不久，成都地產界即傳出史振華被調查的消息。知情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史振華被查沒過幾天，李春城的秘書陳斌也被帶走接受調查。

12月3日，四川省委常委會內部通報了李春城接受調查的消息。而李春城已于前一天被帶離成都。三天后，中央紀委向新華社記者證實：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涉嫌嚴重違紀，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財新記者采訪獲悉，李春城的案發，源自成都黨政系統內官員向北京提供的舉報線索。

這些舉報碰到了好時機。十八大之后，一方面地方上的人事調整繼續，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包括“網絡反腐”在內的新氣象，民間對高層反腐寄予厚望。

一年前，李春城由成都市委書記升任四川省委副書記時，他在全市干部大會上發表了告別講話，頗為動情。案件發生后，不少當地公務員在對他的命運跌宕頗為感慨。

多位李春城的副手及和李有交集的房地產商，曾被約去談話，然后又陸續放出。但成都的氛圍已不復以往。“現在形勢不明朗，感覺政府的人沒人干活了，我幾百畝地的項目因此擱淺在那里。”一位房地產商感嘆。

一位熟悉四川政壇的人士感慨說，“不知道春城有沒有留意過一副對聯”，這幅對聯懸掛于成都著名景點武侯祠，上聯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下聯是“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本文見財新《新世紀》2012年第49期 記者王端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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