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網4月27日消息? 近日，內蒙古警方就伊利商譽損害案做出通報，稱案件已經基本告破，涉案犯罪嫌疑人已于10月16日被內蒙古檢方正式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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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業“陷害門”，雖以施惡者受懲而告一段落，但這起風波卻在公關行業掀起了“駭浪”。國內公關界人士紛紛予以堅決譴責：這絕對不是真正的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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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際公關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硯農表示，涉案公關公司的行為則違背了公關行業的基本準則，是名副其實的“偽公關”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胡泳說，利益空間對互聯網的公共空間侵蝕越來越多了。

　　“病態”公關是常態嗎？

　　“伊利商譽受損案是個偶然，但也是兩年前‘網絡打手’出現以后，發展到現在的一個必然現象。”?陳墨網絡營銷機構創始人、總裁陳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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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介紹，之前也發生過類似事件，如殺毒軟件企業之間錯綜復雜的口水大戰；各大視頻網站對于收視流量與盈利模式的“混戰”……網絡營銷，處于發展初期，不可避免地遭遇著成長的煩惱：行業進入門檻低，相關規范缺位，存在諸多的灰色地帶。?“網絡黑社會”、“網絡打手”等稱謂正是由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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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陳墨網絡營銷機構所服務的近百客戶來說，每年大約有10%—20%的客戶會碰到網絡惡意攻擊。“這起事件雖然是冰山一角，但絕不是公關界的常態，就像有正常考試和考試作弊一樣。”陳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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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硯農說，在網絡公關領域，絕大部分規范化、規模化的公關公司，在從事網絡公關活動是規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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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一起公關惡性事件卻能對整個行業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問題出在哪兒呢？

　　鄭硯農分析道，互聯網的不可控性，給了一些不規范的運作提供了環境，提供了違法運作的條件。互聯網雖然整個帶動了公共關系活動，但同時增加了這種不規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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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凈化網絡公關，還要聚焦于整個產業鏈。”他說，公關公司的上游是企業，公關公司依賴企業而生存。若企業付費并要求那樣操作，如果不是一個自我要求嚴格的品牌公關公司，在利益的驅動下，就可能做出來不規范的事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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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此，胡泳也非常贊同。他認為，這起風波反映企業的經營理念出現巨大問題。企業不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的品牌上，而放在怎樣打擊競爭對手，采取不正當的手段，企圖誤導消費者，這是中國商業文明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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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鄭硯農還指出，我們要規范上游的企業，也要規范下游的媒體，媒體應是公共輿論的“守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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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互聯網有一種自我糾正的功能。”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陳剛教授認為，很多不是靠政府而是靠網民來進行監督，互聯網的游戲規則是逐漸建立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互聯網的用戶的媒介判斷素養也在不斷提高。

　　政府監管是真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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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當類似惡性事件發生后，公眾不禁會問：我們真缺法律監管手段嗎？

　　“如果從損害商業信譽的角度來看，從民事救濟和刑法處罰的角度分析，類似本案的事件均有法可依。”第七屆北京律協信息網絡與電子商務委員會秘書長魏士廩律師認為，乳業“陷害門”是一起典型的利用網絡現代化媒體損害競爭對手商譽，進行不正當競爭的案例。本案可能不僅涉嫌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還可能觸犯了《刑法》第221條規定的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

　　對于乳業“陷害門”，公眾正在等待判決結果。但是，內蒙古警方的及時出手令人稱快。

　　“從本案的情況來講，由于本案性質嚴重，影響大，所涉公司又均為社會知名上市公司，公安機關比較重視，公安機關的介入使案件證據的獲取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魏士廩說。

　　不過，如果類似案件影響沒這么大，損害沒有如此嚴重，公安機關不介入調查會怎樣呢？魏士廩表示，那樣就很難獲取雇傭網絡水軍損害商業信譽的證據。不能獲取相關證據，相關違法行為便無法受到法律的懲罰，被害人也無法獲得法律的救濟。

　　對此，陳墨感同身受，“解決類似事件的難度在于調查取證。客戶都有這樣的體驗：遭受網絡攻擊后很難采用司法手段去處理，因為立案前提需要提供證據，而網絡的匿名性，致使個人很難提供證據。”

　　陳墨認為伊利是個特例，能成功可能與企業背景有關，絕大多數企業無法立案，而只能被動找一些公關公司來處理。魏士廩表示，現行的有關法律還需要做進一步修改和完善，希望有針對網絡營銷特點的立法條款。此外，執法不嚴也是導致網絡打手泛濫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網絡領域的執法，涉及部門較廣，現實生活中需要相關部門之間的統一協調。

　　他山之石可否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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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手段僅是事后追懲的機制，那么又如何預防此類事件的再度發生呢？

　　從公關行業健康建設來講，鄭硯農指出，有兩個基礎工作必須要做，第一，先要對這個行業推進專業化進程，專業化進程就是讓從業人員了解公關基本原則——講真話和公眾有權被告之事實真相，讓他們好好學習公共關系專業的實操方法，第二，加強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建設和強化整個行業的自律意識和監管。

　　此外，整個行業的環境建設也很重要。陳剛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相關的信用制度等配套制度很成熟，一旦出現這種商業倫理的問題，整個環境對企業的品牌壓力非常大，企業考慮到付出的高代價，一般不會采取惡意方式進行競爭。

　　從克服究責難度來講，“網絡實名制”又被提上議程，各方態度不一。

　　陳剛認為，美國已經實行網絡后臺實名制。你在網絡上可以匿名，但是在后臺卻能夠知道是誰。如果出了問題，法律追究機制能找到這個人。

　　鄭硯農建議實行網絡實名制，加快研究監管的技術工具，來更有效的控制網絡不良事件出現。

　　對此，陳墨持反對態度，認為采用實名制，壞處是大于好處。“在一定程度上，網絡交易是可以實名制的，但不贊成言論實名制。”

　　胡泳認為，不能夠籠統的說贊成不贊成，應該說這是一個由各個網絡社區自行決定的事情，沒有必要一個行政部門強制要求任何地方都要推行網絡實名制。　　魏士廩則表示，實名制并不能解決類似事件。該案本質上不在網絡是否實名。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有身份證但仍然有嚴重的違法犯罪情況，疑難案件仍然難以偵破。類似的事件都是有預謀的行為，預謀的行為完全可以規避實名制。他建議，在網絡效率和法律權利的保護之間尋找一個適當的平衡點。

　　胡泳表示，網絡惡意營銷可能像一種慢性病，不是一個可能開幾劑良方，立刻這個事情就能消除。可能需要社會各方持續不斷的努力，包括監管當局切實履責，企業自我修煉，消費者擦亮眼睛，需要各方取得共識之后采取針對性行動。暫時這種現象不會很快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