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山川記》之后陜西作家王妹英的又一長篇作品《得城記》出版。《得城記》為中國作家協會定點深入生活重點作品，首先在《中國作家》雜志刊登，后由陜西人民出版社推出，并獲得“《中國作家》劍門關文學大獎”。

　　小說用傳統和現實相結合的筆觸，以細致入微又氣勢磅礴的文字，講述了從豆蔻年華來到省城舊都的凌霄、九米、艷紅三位女性融入古城生活的故事，并經由她們牽連出眾多的古城人物、時代變遷。三位女性的不同命運，尤其是艷紅在為官之道上的成功與迷失，透射出當代女性的迷惑、得到、失去、成長與思索。

　　作家王蒙評價，《得城記》“緊扭著現實，沉醉著也拼搏著銳利的筆觸，以時而燦爛時而堅硬、冷峻的語言，回歸與推動傳統小說的敘述語式，而又結合了現代的詩性意象涂染，捎帶著火氣的奔放，給你明明暗暗地講述得到與失去的故事，自成非凡一格”。同為陜西作家，賈平凹也肯定了《得城記》，“格局宏大，行文細密，力道深邃，有大氣象”，是一部“要在歷史上留下響動的作品”。

　　有評論稱，“《得城記》是一部得到現在失去過去之書，也是一部得到城市生活、失去鄉村倫理，亦或部分得到物質庇護、部分失去真正自我之書”。小說中，王妹英闡釋著她對是非和準則的態度，“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該拋棄的”。

　　在近日舉行的作品研討會上，評論家白燁認為《得城記》繼承和延續了《山川記》的批判性。《山川記》著力表現物質生活的變化與鄉土倫理的不變之間的博弈，《得城記》則剝離了社會層面的描述包括社會關系、社會矛盾等，直接進入到三個閨蜜之間的關系，展現她們的努力奮斗和迷失曲折，“一個女性作者對女性的解剖和批判達到了冷酷無情的程度，這一點上是很多女作家做不到的。”

　　進入新世紀開始，農民工進城、底層人群在城市里的生存掙扎成為很多作家創作的主題，評論家孟繁華從《得城記》延展開來分析，他認為很多描寫城市的作家面對的共同問題是“對城市文化寫的特別猶疑，或者不知所云。”體現在“每個作家進城方式和發現的問題不一樣，當中有概念化的東西，很多人物形象代表了不同的觀念和想象中的模樣，這和真實的城市文化沒有構建起應有的關系。”

　　評論家范詠戈《得城記》對語言藝術的探索與實踐予以好評，他認為，小說不論是敘事語言和人物語言，都植根于底蘊深厚的地方文化，有很多原滋原味的東西，語言也作舊了，使得小說有了辨識度和文化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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