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瓊崖評論》 陳立超 攝
《初期白話詩稿》
《瓊崖散憶》內文
胡適的新詩
白云、流泉、奇俏美景，李大釗清麗疏古的字跡從百年前的青山水云中款步走來，滿是書香幽幽；地球、月亮，刻骨相思，胡適那“一分鐘繞地球三千萬轉”的“心頭一念”，透過藍底古樸的線裝書，溫柔了時光。
這是《新青年》主編、著名學者劉半農先生所收藏，1932年由星云堂影印的《初期白話詩稿》。書由劉半農作序，內收魯迅、周作人、胡適、李大釗等作家早期白話詩創作手稿26篇。這些提倡“我手寫我口”的時代新作，與當時為文言文正名的學派形成博弈。
如今，距離1917年開始的那場“文白之爭”已百年，那些激情與自由、理想與困惑，經歷史沉淀，原本模糊的軌跡日漸清晰。被后人所認可的是，白話文，是當時時代迫切需要的一種新的語言工具、一種主流思維邏輯，一種探索母語發展的向上精神。
從“雙簧信”看文白之爭
“20世紀初，國運維艱，白話文運動是在民主與啟蒙的大背景下產生的，而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有著很長一段時間的博弈。”海南師范大學新聞傳播與影視學院教授曾慶江表示，一些為白話文正名的奔走者為了讓白話文引起各界注意，自導自演了歷史上著名的“雙簧信”。
1918年3月，《新青年》上同時刊出了兩封信。一封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以文言文的形式寫就，歷數《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的罪狀。另一篇《復王敬軒書》，由劉半農執筆，通篇與前文針鋒相對。
在“雙簧信”事件的引發下，清末民初的大翻譯家林紓在上海《新申報》上寫了短篇文言小說《荊生》和《妖夢》回擊，文白之爭進一步進入公眾視野。
“林紓是文言文的堅守派。”海南中學校長馬向陽在閱讀林紓相關書籍時發現這樣一個細節：1924年10月，當林紓的生命走到盡頭時，仍抓住兒子的手，用指頭在其手掌中寫下遺囑，“古文萬無滅亡之理，其勿怠爾修。”可見文白之爭何等膠著。
反觀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文人活躍度較高的報紙，其行文走筆均體現當時正處于淺近文言和純粹白話文文學交織的時期。
“有的報紙編輯是新文學陣營里面的人，有的則傾向舊文學，那么約稿的對象就不同。例如京報副刊以徐志摩為代表，新文學的特點表現明顯。上海的一些報紙則有文言痕跡。”文史學者、著名作家伍立楊說。
盡管文白之爭十分熱烈，但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白話文成為官方語言似乎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著名學者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中對白話文運動有著這樣的評價：一種淺白易懂的語言，不但可以幫助政府官員和學者增加他們對西方科學、藝術和政制的認識，而且還可以使一般人民提高對外侮的警覺。好用典故、講求韻調的文言文，實難應付這種需要。
“文言文不是一種傳播新知識、新觀念的理想工具。為了便于容納西方的專門術語，他們迫得放棄古文，創出一種新的文言體來，使大家容易看懂。”夏志清在書中指出。
海南報紙雜志
應用白話文成時尚
這一時期，在海南，報紙雜志也掀起使用白話文的風潮。
海南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張興吉表示，據史料記載，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海口報紙的日發行量約3000份，對于四五萬人口來說，人們接受白話文的程度已經很高，不然報紙無法辦下去。
創刊于1924年1月1日的《新瓊崖評論》，其發刊詞富有激情、通俗易懂，極具感召力：“革命就似火車頭一樣響，沿著必然的路線沖上來了。有人設法阻止他，或祈禱他不要來的，自然是昏庸的妄想……中國的現狀，不獨是醞釀革命的酒精，更是滋長革命的沃土。”
同一時期《海國雜志》發刊詞所倡導的思想與當時《新青年》所提倡的“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等一脈相承：“我們不是擺脫生活的騷擾，我們不是為了名利而爭斗，我們只是秉著內在的靈感，發我們所要發的幽思美調……我們是在大海上浮浮沉沉，四顧已無涯，還有濃霧陰影，永遠在這狂潮中掙扎，漂流，時笑時哭，便是我們的人生！”
不僅是紅色報刊運用白話文成為時尚風潮，在民間，寫作者也大量采用白話文體。
二十世紀30年代末出版、由陳銘章（筆名天爾）著寫的《瓊崖散憶》，收錄其《故鄉之戀》《海口古跡》等寫于香港的十四篇文章。開篇寫道：“瓊崖是我的故鄉，它值得我思念的地方很多。那里有高崗，有椰林；有廣大的鹽田，有良好的港灣……”
“白話文運動倡導的是一種文風，賦予文學創作更多真情實感，不再如文言一味追求平整平仄，句式工整。”曾慶江認為，海南當時報紙雜志數量、質量均不見得比京城高，但是文章風格、思想及白話文運用緊跟潮流。
白話文言兩相安
在張興吉長期對海南歷史的研究中還發現，在一些學者的研究著作中也出現白話文的表述。
比如《瓊崖建設研究所》中《黃參謀長在本會的演說詞》一文記載：?“各位同志，各界來賓，今日承瓊崖建設研究會總商會列位同志，邀請兄弟來演講考察五指山一帶情形，及參加河內賽會的經過，但是兄弟在以上兩地，很像走馬觀花，見不著什么深奧的地方……有碗話碗，有碟話碟，枯燥無味，還請諸君原諒。”
“黃參謀長在本會的演說詞，幾乎是純粹白話文，但是它也有淺近文言的遺留的痕跡。這反而使得這篇演說詞顯得簡練、簡潔經濟，從而也顯得親切。”伍立楊舉例，“‘如：俾留心瓊事者一覽焉……陳委員即親繕一函……’就是文言遺留的痕跡，它使得表述莊重而親切。”
伍立楊認為，從進化論觀點看，四書五經、漢賦，或者說，全上古秦漢三國魏晉六朝文到唐宋文、明清文言再到民國初期的淺顯文言，這一條線上的種種變化之大、之深、之巨，在不停進化。它所形成的知識系統，常是日新又新，傳承關系也藕斷絲連。回顧白話文運動，文言、白話是兩面一體，血肉難分的，文言、白話可相安。
香港著名散文家董橋先生對魯迅先生的文風特色曾有點評：“蒼然深邃，情致極焉。文章‘雄厚冷峭，于書卷氣雜以斗士風采’。仔細閱讀魯迅的白話文，不難發現他筆下其實‘白’中處處有‘文’，可見文言真是白話的基礎。”
董橋在其作品中也曾談到，白話文要寫出文言的凝練，文言文要透露白話的真切。
回顧百年白話文運動，在多元文化的參照下，文言白話相安，母語自是璨然。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傅人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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