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英語的改革，既有贊成者，也有擔憂者。

　　在過去的100多年時間中，學習英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被視為不同的工具，而當英語被搬進課堂，與升學緊緊關聯在一起的時候，英語也被逐漸推向了神壇，它的意義也已超越了一門語言。在2010年之后，學習英語的熱潮從提分應試慢慢轉向了英語應用。

　　學習英語熱潮的興起，在熱火之后帶來的改革與冷思考，撬動沉重的高考(微博)改革，許多人希望通過解剖它，讓英語回歸語言教育的本質。

　　這樣的解讀也在試圖為當下 “英語難題”提供更為豐富的視角。

　　近年新變化從完全應試開始轉向英語應用

　　在從事英語培訓教育的十年里，張媛媛覺得中國人學英語最明顯的變化是，從完全應試教育有了向素質教育的轉向。“開始培訓班成立的初衷都是為了提高孩子的考試分數，完全是為應試教育所準備的。但是從2010年左右開始，有個明顯的變化就是家長送孩子來培訓班，不僅僅看分數，也注意到孩子人格、能力等方面的培養。”

　　張媛媛回憶，在2010年之前以及更早一些，無論是培訓班本身抑或是家長，對于英語教育的目的只有一個——提分。“有錢的家長跟我們老師說說好話，再交幾萬塊錢最后要分數，這是常有的現象。”張媛媛說，這種方式教下來的學生，只會考試不會應用。其中她的一個學員，托福和GRE都拿了將近滿分，但是出國后還要把英語重新學一遍。

　　高考英語政策的變動以及家長需求的變化，培訓班自身的教學方式也做了相應的調整。張媛媛說，現在培訓班主要分為兩個陣營，以提分為主和以應用為主。提分的培訓班還是秉承傳統的教育方式，而應用式培訓班則更注重孩子綜合英語能力的培養。“這實際上是兩個極端的陣營，既然有考試就要有分數的考慮，但是同時又不能忽視孩子能力素質的培養。很多家長抱著兩全的心理，給孩子同時報了兩種培訓班，反倒增加了孩子的負擔。”

　　功利性學習托福滿分出國后仍需重新來過

　　劉威目前在一家英語培訓機構負責產品研發，曾經從事英語教學近15年，在他眼中，普及多年英語教育，但是能無障礙交流者不超過5%。“從我個人來說，高考150分的題目，我也考了130多分，而且大二的時候就把四級過了，按理說成績也是挺不錯的。但是當時也不能夠閱讀英文原版書籍和看英文原版大片，更別說無障礙交流了。”

　　“我有個同學，出國前，考托福接近滿分，但是到國外后又花好長時間再攻語言關。那我們是不是該想一想為什么學了十幾年英語，我們還會存在這么多問題呢？”劉威認為，以最熟悉的漢語來說，首先，嬰兒一開始肯定是先聽爸爸媽媽和周圍的人說很多的話，然后慢慢地再發一些簡單的音。大部分孩子首先學會說的應該是媽媽或者爸爸。孩子最開始聽到的是爸爸媽媽這個音，然后慢慢地再通過模仿發出這個音。“等長大了一些，孩子就會判斷爸爸媽媽的含義，分辨出誰是爸爸，誰是媽媽。到了上學之后，他可能才會學爸爸媽媽怎么寫，了解它的形，這是我們學習掌握母語的一個過程。”

　　劉威說，同樣，英語也是一門語言，從本質上說英語作為母語的國家的小孩，學習英語也是像學習漢語這么一個過程，首先也是聽音，然后自己發出這個音，等長大一點，會了解到所說的這個音是什么意思，上學之后他開始會寫這個詞。“國際語言專家認為，掌握一門外語，我們經歷的是語音、語義、句法和語用四個階段。”

　　學英語怪圈許多人被英語折磨卻不敢不學

　　各種培訓班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其打出的吸引人的廣告和機構介紹，“哈佛”、“耶魯”的名字時常出現在產品介紹中，迫不及待地展示著“權威性”。家長們也是趨之若鶩，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眾多家長都無法對英語培訓免疫，紛紛給孩子報學習班，“大家都在學，連孩子都感覺著急了，你說學還是不學？”一位家長說。

　　據統計，在中國有4億多人在學英語，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3，但效果卻讓人大跌眼鏡。某知名教育集團發布全球首份《英語熟練度指標報告》，該報告顯示中國人每年花費300億元用于英語培訓，但實際效果依然不佳，中國在44個母語為非英語國家及地區中，英語熟練度僅排在29位，在亞洲區域排名倒數第二，僅高于泰國。

　　“英語教學與應用脫節的十分嚴重。”張媛媛說，中國在學校教育和職稱評定等方面“過度重視英語”的做法，正令30多年前興起的“英語熱”陷入一種怪圈。“許多人被英語折磨著，甚至要自娛自樂地讓自己去學習英語。”

　　英語對于中國人來說是第二語言，并不是母語，必然要考慮到客觀環境，只存在人為搭建的短暫的語言環境。中國學生并不像國外的孩子一樣存在24小時的英語環境。劉威說：“這就要結合我們孩子的生理特點來分析一下了。0至6歲是孩子被動學習的一個階段，主要靠聽說模仿來進行學習屬于輸入階段。6歲之后屬于主動學習階段，主要是通過書本上獲得知識。所以我們就應該有意識地去培養孩子的學習興趣，喚醒他們的學習欲望，教給孩子一個正確的學習方法，讓他們更好地主動學習。”

　　解讀

　　不能一刀切

　　選擇權該給學生

　　在熊丙奇看來，英語教育的問題是學校沒有辦學自主權，在單一評價模式之下所有學校一刀切要求所有學生學英語，而學英語的目的僅是為了升學，這偏離了英語學習的本質。

　　教育部(微博)前發言人、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微博)就在其微博上倡議，取消小學英語課，增加國學教育，取締社會少兒英語班。“如果作為興趣來學習英語倒也無可厚非。”他提議，教育行政部門應明令禁止升學與英語掛鉤，教育行政部門要明令學前教育不準有英語學習的內容和要求，小學低段也不得開設英語課。

　　北京外國語大學(招生辦)英語學院教授孫有中表示，英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能因為降低高考英語權重而導致全社會輕視英語的戰略誤判。中國國力的增強、中國在世界舞臺上影響力的提升，其實都跟整個國民的英語能力有關系。不是13億中國人民都要把英語學好，而是中國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年輕一代一定要學好英語。

　　在劉威看來，學習英語不快樂，是教育問題，不是語言問題，英語需要不斷地練習才能掌握，這就需要花費時間和精力，加上目前有些教學方法不科學，加重了學習者的負擔。

　　“全民英語”加上“應試教育”模式，英語的交流工具作用被人遺忘，反而變為“應試英語”、“學位英語”和“職稱英語”。

　　熊丙奇認為，高考改革將英語改革作為“突破口”，有現實意義。但這一改革要取得成功，需要把學習英語的選擇權交給學生。大學自主提出學科、成績的要求，中學實行學分制教育，那些今后準備出國、準備報考對英語有較高要求的學校、專業，或從事需要英語工作的學生，可選擇學習更高難度的英語。這對高考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能停留在只調整分值，還需打破現行的高考集中錄取制度，推行高校自主招生、中學自主教學，進行個性化、多元教育。記者趙喜斌 實習生 張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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