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自己的學生舉報后，最讓中科院院士王正敏弄不懂的，就是學生為什么會那么恨自己。

　　而隨著昔日師生反目成仇的故事浮出水面，導師和研究生之間的矛盾也再次引發人們的思考：研究生階段與其他教育階段最大的不同，便是學生的科研和生活都與導師有著緊密的聯系；然而，現實生活中，導師和研究生關系真正融洽的卻不多。

　　不少人都將師生矛盾背后的深層原因，歸納為研究生教育超常規發展的負面效應。研究生擴招后，一個導師帶十幾個乃至幾十個學生，很容易對學生無暇顧及；而通行的“項目養人”模式下的師生需求不對等，也使得師生關系易生裂隙。

　　雙方需求不對等易生矛盾

　　“我周圍恨導師的學生倒是很少，但對導師表示遺憾和不滿的很多。”曾在西安一所985高校讀碩士的夏季（化名）說。

　　在南京林業大學森林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李明陽看來，研究生學習期間，師生關系協調的前提條件是雙方需求得到滿足；而導師和研究生產生矛盾，正是因為雙方的需求和目標出現了偏差。

　　為何雙方的需求會不對等？他認為，一方面，大部分導師招生的首要目的并非培養人才，而是讓學生分擔科研任務；另一方面，大部分本科生讀研的目的，也并非出自對科研的真心喜愛，而是作為逃避就業的手段、考取公務員和事業編的敲門磚。

　　“因此，在此背景下，如果研究生無法保質保量地完成科研任務，導師自然會有怨言。”李明陽說。“如果導師布置的科研任務難度過大、占用時間過多、提供的科研補助過少，讓學生學位論文進展困難，畢業前夕平民教師又不能發揮人脈、幫助研究生覓得理想崗位時，學生便會心生怨言。”

　　“雙方和諧相處的理想狀態是：研究生在導師的指導下，圓滿完成了導師布置的科研任務，推動導師的學術水平上了一個新臺階；與此同時，研究生本人從中掌握了堅實的專業知識、深厚的科研素養，并憑借著這些知識和素養找到理想的工作，過上幸福的生活。”李明陽說，然而，仔細分析，這種和諧共處的前提條件對于大多數院校、大多數專業并不存在：在供過于求的形勢下，大多數學生畢業后所從事的崗位對專業知識或科研素養要求并不高；在“拼爹”盛行的社會氛圍中，學術水平的高低在某種情況下與經濟收入成反比；而且不少學生認為情商比智商重要，與其努力讀書不如盡早實習、兼職，從而積累人脈提高情商。

　　盡管導師客觀上對學生疏于指導但更多問題還是出在學生方面

　　夏季的碩士生導師是三級教授，同時還是學院的副院長，帶了碩士、博士共50多名學生，他的主要任務就是找項目、拿經費，對于學生則無暇顧及。“沒有項目，怎么評副教授、教授？”夏季說。

　　盡管3年間自己以第一作者發表了8篇論文，但到畢業時，夏季還沒怎么見過自己的導師，導師則連他的畢業論文都沒看過一眼。

　　因此，夏季把自己讀碩士的3年形容為“導師不導，學生不學”，并認為這是普遍存在的情況——“導師愛項目，不愛學生；學生愛前程，不愛科研。”

　　夏季認為，“代溝”也是造成矛盾的重要原因。“越是專家，課題越多的人壓力越大，所以有些導師自己是工作狂，就把學生也當作工作狂，認為他們每天待在實驗室是理所當然的；自己習慣了熬夜，也習慣晚上11點還給學生打電話；老人家還喜歡拿以前的經歷說事，說當年畢業時一個月就200塊錢工資，住的都是沒窗戶的房子，非得讓我們感謝現在這個時代和社會。”

　　中國地質科學院研究員安美建說，盡管客觀確實存在著導師對研究生疏于指導的現象，但他認為，更多的問題在學生方面，“為什么上研究生呢？多數研究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更不知道研究生階段與大學階段的差別。”

　　在安美建看來，多數研究生有著對自己不合理的定位和超高的期望。他們“還像上本科一樣，希望導師告訴他一本書，然后考出好的成績”，同時，又對導師專業外的期望太高，希望跟著有門路的導師，便于自己有個好的前途。

　　“兩者都希望利用對方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最終矛盾才會激化。”他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導師被學生舉報的事件正是這類矛盾激化的體現。

　　“項目養人”模式下研究生所得太少？

　　在大多數理工科專業，導師和學生的關系類似于項目里的老板和員工，很多受訪的高校教授和研究生都認為，正是這種“項目養人”模式在制度上的缺陷，使得師生關系容易產生裂痕。

　　夏季如今在美國讀博士，他感到，盡管國內外研究生培養都是“項目養人”，但在美國，項目經費完全由教授控制，一般其中有50%都要作為勞務費支出，導師能夠招多少學生，完全由他的項目經費多少決定，因為一旦決定招收一名研究生，在入學前便要承諾付給他幾年的獎學金。“這樣的話，肯定會好好珍惜。”

　　在澳大利亞臥龍崗大學從事研究工作的喻海良也有同樣的感受：在澳大利亞的大學，教授申請到的項目經費通常80%以上要作為人工費，而發給學生的獎學金也有最低標準，一般每年2.5萬～3.5萬澳元左右，而1.5萬澳元便足以負擔學生的生活費了，因此學生都能過上比較舒適的生活。

　　而中國的科研項目不但各項支出比例有著嚴格的“一刀切”規定，而且勞務費的比例相對較低，往往不超過20%。

　　中國的導師也有自己的苦衷。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副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馬臻舉例說，一個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資助的青年科學基金項目，資助周期為 3年，如果按照2010年的資助強度20萬元，其中15%可以用作發研究生科研補助計算，就是3萬元；如果是30萬元的項目，就有4.5萬元可以用來發科研補助。但分攤到每個學生頭上，每月最多也只有幾百元。

　　“不可能給學生發很多補助，師生矛盾也不是簡單地給錢就能解決的。”馬臻說，作為導師，除了指導學生，他還要承擔多項任務，備課、上課、開會、從事科研、申請項目、處理各種雜事，每年，光花在寫項目申請書上的時間，就有1～2個月。他認為，學生進校的主要目的應該就是學習和科研，而有些學生不專心科研，因為個人私事經常不來實驗室，也令他感到心力交瘁。

　　機制改革尚需時日 “臭味相投”是和諧的前提

　　由研究生擴招導致的一系列負面效應，已在近年內受到關注。在2013年3月1日教育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長孫也剛強調，今后研究生教育將從注重規模發展轉變為注重質量提升。為防止“導師不導”現象，近年來，各高校、科研院所也紛紛出臺規定，限制每位導師每年的招生人數。

　　不過，“項目養人”模式仍然是世界范圍內的通行方法。馬臻建議，鑒于這一做法在短期內得不到解決，一方面，應加強導師的職業發展輔導，作為導師，就應該多和研究生在一起，不但要指導科研業務，而且要多了解學生的思想動向和生活困難，甚至和學生去食堂吃飯；同時，也要加強對研究生的學風教育和過程監督，建立清退機制。

　　在馬臻看來，在現實生活中也有很多好的導師，比如他自己讀博的導師，雖然也是“放羊型”的，每年在實驗室見到他不超過5次，但他把學生都看作獨立的科學家，和學生像同事一樣探索科學問題，因此放手讓學生去實踐。

　　“好的導師培養人、提攜人，但是平庸的導師利用人，把人當作有手的工具。選導師不能只是看光鮮的外表、職務、履歷、發表文章，還要看人品和是否愿意并有能力提攜后輩。”馬臻說。

　　安美建則認為，“項目養人”并非一無是處，導師的科研項目是學生進行研究生學業的經濟基礎和科學基礎，學生的開銷要從項目里出，其研究生學業方向的合理性也來自項目的合理性。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導師和學生間‘臭味相投’是達到和諧的最簡單條件。”安美建將不同的導師概括為“放羊人型”、“公司老板型”、“保姆型”、“玉皇大帝型”、“唐僧型”等，他認為，在剛開始進行雙向選擇時，學生就需要選擇與自己“臭味相投”類型的導師，從而順利完成從學生向科研工作者的轉變。如果選擇的導師不適合自己，無法完成項目的工作，就應該及時更換導師或退學，這也是國際慣例。“不能對導師有任何專業之外的期望。在國際上，導師都是把研究生帶進某個領域的領路人，導師領進門，修行還是靠個人。”

　　喻海良也認為，正因為導師和研究生是雙向選擇關系，因此有必要加強研究生入學前的教育。學生在選擇導師之前，就必須有足夠的認識，如果選了有行政職務的導師，就要做好見不到導師的心理準備，而不要抱怨導師不負責任；而導師在招生的時候，也應該告訴學生自己是否有行政職務，每個星期能有多少時間用于科研和指導，如果無法滿足學生的期望，應該盡早說明。

　　回想起自己在國內的研究生階段，夏季覺得，“在最渴望知識，對科學最抱有熱情的時候，卻未能很好地汲取養分。”

　　總結自己找導師的教訓，他認為當時太過注重導師的名氣和地位了。“指導自己的老師是否負責，是否有科研素養，才是最關鍵的。”因此他覺得，學生在找導師時不能太盲目，“不能專門找院士、長江學者，或者行政級別高的，他們往往最沒時間指導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