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太原2月22日電（宋蔣萱王學濤）寒假期間，學生們卻依然風風火火地忙著上各種補習班，過著和開學無異的生活。記者采訪發現，不管喊不喊“減負”，孩子們始終在忙碌；不論學生補沒補課，老師都“操碎了心”。讓“減負”落到實處，還需要老師、家長、學生間加強溝通，并實現“應試”局面的真正轉變。
學生：瘋狂補課只為“分”
“老師課堂上講得比較淺，但要想考試拿高分，還得找補課老師講深入點。”太原市初三年級學生劉佳一說，這個寒假她只在大年初一、初二休息了兩天，剩下時間在培訓班里補習7門課程。“班里除了個別不學習的外，幾乎都在補課。馬上要中考了，每晚上都要學到夜里12點，早晨6點就得起床。”她一臉疲憊地說。
劉佳一告訴記者，她父母都是出租車司機，掙錢很辛苦，而自己一個月的補課費用就要花掉近4000元，因此感覺壓力很大。“我在班里學習20多名，如果不補課，考上好高中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但是補課，覺得家里過得挺緊的，而且作業根本做不完，感覺特別累。”
記者走訪了太原市幾家培訓學校發現，幾乎都是爆滿的現狀。在寒假這個“第三學期”里，小學生在補、初高中生在補、“一對一”輔導、“精品小班”．．．．．．孩子們歡樂的假期就被七葷八素的“補課風”刮走了。
“孩子學習確實挺苦的，打小就沒有童年，所以‘減負’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敢放開了讓孩子玩，只有考上個好大學，才能改變貧苦的狀態。”在太原市新東方培訓學校里，從朔州市帶女兒來太原補課的鄭女士告訴記者。
太原外國語學校政教處主任劉芳說，盡管教育主管部門層層下發“禁補”“減負”令，但實際上考試內容并沒有減少，考綱沒有改變，學生的應試能力還是決定了最后的高考成績。當學生分數不理想時，只得求助于課外補習，“減負”反而引起了“增負”。
老師：“第二課堂”引憂慮
記者采訪部分中學教師發現，在校老師們對學生在外補課也心存擔憂。
劉芳說，學校普遍推行“績效考核”，學生的中高考成績算作考核的一部分。“禁補”“減負”令下，老師課時減少，作業量也減少了，但學習內容并沒有減少，考試范圍也沒有縮減，要想保證知識教授和學生成績，這不僅要求老師必須提高單位時間的授課質量，更要求學生在課堂上有更高的學習效率和自主性。
但現實情況卻不盡理想。太原市某中學英語老師溫添鳳有20多年的教齡，她無奈地說，在高強度的課堂中學生難免“消化不了”，只得到校外的輔導班補課，長期下去則會導致學生學習的能動性降低，對校外補課的依賴性不斷增強。學生學習中遇到困難和問題，往往并不主動想辦法解決，而是被動接受補習班老師所謂的“一對一針對性指導”。這就導致家長、學生和本校老師之間的溝通日漸減少，很容易造成互不理解、互不信任的尷尬局面。
補課使學生有了“第二課堂”，“第二課堂”較有選擇性和針對性，有的甚至請好幾個老師為一個學生打造一套個性化學習方案，看似“量體裁衣”的專業性成為一些補習班的“金字招牌”。但由于國家尚未出臺針對補習班的監管和治理政策，導致全國學生補課市場缺乏統一管理，質量良莠不齊，現狀堪憂。
“補習班的老師很難說水平怎么樣，很多培訓學校聲稱自己的師資是‘全省名優教師’，但掛羊頭賣狗肉的現象時有發生，部分家長和學生不了解情況盲目報名，很可能‘賠了夫人又折兵’。”溫添鳳說。
專家：“減負”需要釜底抽薪
劉芳說，雖然現在很多學校針對“減負”提出了“有效上課，有效作業”的策略，但如何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減負”，對老師和學生都是一個巨大挑戰。一方面要求學校老師改善教學質量，采取“家訪”等方法，加強師生和家長之間的溝通，共同改善學生的學習問題，增強學校老師的信任度，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能動性；另一方面，“減負”意在提高學生的全面素質，但中、高考的考核標準仍然是學生的應試能力，與減負目的背道而馳，改革“應試”現狀成為當務之急。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雖然政府一直在推行“禁補”“減負”令，但由于廣大學生有旺盛的需求，因此“補課風”依舊越刮越猛，學生的學習負擔也在不斷加重。“一方面，義務教育資源不均衡，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多學一些、早學一些，以便能進入更好的學校。另一方面，中高考制度沒有實質改革，單一的學科成績還是升學選拔的重要標準。”
熊丙奇說，在學校減少作業量后，很多學生去上社會上的培訓班，據統計，中國的學科培訓市場每年達2000億元，給家庭帶來很大經濟負擔。
“要做到真正減負，政府就要轉變義務教育資源配置模式，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另外，政府還應打破‘教招考’一體化的考試招生格局，實現教招考分離。”熊丙奇說。
(編輯:鄭克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