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海出水的海瓷中，絕大部分是歷代民窯生產的外銷瓷，這件清乾隆官窯纏枝菊花紋淡描青花折沿盤的神秘出水，曾引起人們的好奇和熱議。
在南海出水的海瓷中，絕大部分是歷代民窯生產的外銷瓷，真正能夠確定為官窯器的，極其稀少。海南藏家的這件出水清乾隆官窯纏枝菊花紋淡描青花折沿盤，曾引起人們的好奇和熱議：
有人認為,官窯瓷只限宮廷使用，除皇帝賞賜外，即使皇親國戚也不能直接從御窯廠中得到，私自流出御窯廠者，都有殺頭之罪，古代沉船中不可能有官窯瓷器。
也有人認為,無論從工藝、繪畫還是款識，這只青花盤都應是乾隆官窯之物，但從海里出水卻讓人費解。
還有人認為，該盤可能是景德鎮落選官窯，被人偷出御窯廠，然后賣到國外，在外商回國途中，輪船失事，沉入海底。種種疑惑，諸多猜想，不一而足。
為弄清這件出水乾隆官窯的歷史淵源，有專家查閱大量資料，試圖梳理出它的傳承脈絡。
官窯瓷器，特征典型
何為官窯器?著名央視鑒寶專家蔡國聲老師在《清代康雍乾官窯瓷器收藏與鑒賞》中指出：“所謂官窯器就是專指明清兩代，在景德鎮御窯廠燒制的精美無瑕的專供皇室享用的，或者供皇室來賞賜，或者饋贈的一種精美的瓷器，我們稱之為官窯器。”
可見官窯器分兩類，一類是皇宮陳設和皇室生活用瓷，稱為御用器;一類是皇帝賞賜給皇親國戚和文武大臣以及外國使團的，稱為賞賚器。
中國的封建朝廷，往往把方國送來的物品稱為“進貢”，而把自己回贈的物品稱作“賞賚”，在用詞遣名上也表現出“天朝上國”的思想。
據清宮檔案記載，雍正十三年，督陶官唐英在向皇宮上交1.9萬余件上等瓷器的同時，還有7萬多件落選的次等瓷器也一起送往京師“以備賞用”。乾隆時期管理內務府的莊親王允祿曾有奏折說，次色瓷器雖有瑕疵，但在民間也算是上好的美器。這些記載，進一步佐證了皇帝賞賜給皇親國戚和文武大臣以及外國使團的“賞賚器”，同樣也是官窯器，只不過“賞賚器”是落選的次等官窯罷了。所以，外國使團得到賞賚官窯瓷器并搭乘貿易商船回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其次，乾隆一朝是清代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國力強盛，號稱太平盛世。瓷器生產空前繁榮，官窯瓷器普遍精美，一是因為乾隆本人提倡，二是因為督陶官唐英的督造。唐英以內務府員外郎職到景德鎮督辦官窯30年，開創了中國陶瓷史上最輝煌的篇章。他督造的瓷器，無論是工藝技巧還是裝飾藝術，都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地步。
清代許之衡在《飲流齋說瓷》中形容當時瓷器“至乾隆，精巧之至，幾于鬼斧神工”。乾隆官窯青花瓷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既與清幽的康熙青花有別，又與淡雅的雍正青花不同，它是以紋飾繁密、染畫工整、造型新奇取勝。特別是淡描青花，因筆觸非常少，對畫工要求非常高。所以，淡描青花在乾隆朝數量不多，流傳下來的就更少。
再次，該盤為標準的八寸盤，盤折沿口，淺弧腹，矮圈足，通體紋樣以淡描青花繪就，其發色青翠艷麗，濃淡有致。盤內外壁通繪纏枝菊花紋，折沿面繪6組牽牛花，其花朵或含苞，或綻放，風姿各異，氣質清新。盤心繪以菊花紋樣，委婉多姿、鮮活逼真、富有動感。足內有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書款。款識規范工整、橫平豎直、章法嚴謹、字體穩重，乾隆官窯款特征明顯。
此盤造型秀雅，制作規整，胎體細膩，厚薄勻稱，從尚存的一點釉可以看出白釉瑩潤，青花發色濃淡相間，濃則鮮艷，淡而素雅。修胎講究，足根圓潤，為清代足際最規整的“泥鰍背”，充分體現了乾隆朝制瓷工藝的巔峰水準。
國禮尚瓷，自古就有
禮品是忠信、義理的象征，是“禮貌”的物質具體化。《禮記》中說：“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財”。所謂地財，是指本國土地的出產物，如稻粟谷黍、桑蠶柳植，甚至是掘山攻玉，摶土冶陶。因為在封建社會里，最高統治者莫不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地財的豐富，足已炫耀其領土的廣闊、物質的豐裕、國力的強盛。
早在唐代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就提出了“物揚海外”的外事主張，其用意就是要憑借物揚海外的主張，力圖實現萬國來朝的政治目的，同時也進一步提升了“設于地財”理念基礎。瓷器，便就成了歷代王朝物揚海外的首選品，并得到歷代天家貴胄的共識，由此延伸，就形成了“國禮尚瓷”的傳統觀念。清朝康熙皇帝在接見羅剎國大使時就說過：“泱泱中華，物產王土，萬國來朝，僅一瓷一布，足以令其為之膛目，驚羨不已。”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和自信心。
明代以前，宮廷用瓷和賞賚往往從民間征御。皇帝征御的瓷器，大致用于三個方面：一是供皇帝宮廷的“御用”，包括賞賜給功臣勛爵：二是作為國與國之間交往的回贈禮品;三是用于對外貿易的商品交換。
到明代設立了御窯廠制度后，宮廷用瓷和賞賚都由御窯廠專門燒制，不再從民間征御瓷器。
到清代，景德鎮燒造的國家禮品瓷更是“形式奇巧妙，歲無定樣”，而且是“參古今之式，運以新意，備儲巧妙，于彩繪人物，山水、花鳥，各務極其勝”。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詔令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的大量御用瓷中，有不少是用來贈送給覲朝賀喜的外國使團的，這也是為什么南亞和中亞很多國家皇室收藏不少“清三代”官窯瓷的一個重要原因。
回賜瓷器，乾隆朝最多
朝貢制度是中國古代統治者處理對外關系的主要模式之一，甚至在明清兩朝厲行海禁時期成為中外交往的惟一模式。在朝貢制度中，與朝貢國“奉表納貢”相對應的，是中國朝廷對朝貢國國王的冊封和賞賜。
朝貢貿易是朝貢制度的物質基礎。從經濟角度看，貢、賜之間，即是一種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換關系。除此之外，朝貢貿易還包括朝貢制度下的互市在內，這才是朝貢貿易的主體部分。
清初秉承明朝前期的朝貢貿易政策，有貢才有市，非入貢不許互市。所以，朝貢國之所以朝貢，主要還是為了貿易，清廷對朝貢國的“賞賜”一直秉承“薄來厚往”的原則，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雍正和乾隆兩朝，清廷對朝貢國的賞賜逐漸增加，并通過加賜、特賜這兩種方式，使“薄來厚往”的這一對外交往傳統原則得以體現。這是雍正、乾隆年間朝貢國數量及朝貢次數有所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
根據《欽定大清會典》記載，清代雍正以前未看到賞賚瓷器的記錄。從乾隆朝開始，瓷器為主要回賜物，而又以乾隆朝為盛，嘉慶朝則大減，以后回賜物中就鮮有瓷器了。這與乾隆皇帝的自信與愛瓷，以及清代官窯瓷自乾隆之后逐步走向衰落有關。因此在古代沉船中出現乾隆官窯瓷器的概率是最大的。
即便如此，盡管乾隆朝賞賜給朝貢國不少官窯瓷器，但相對于數量龐大的外銷瓷來說，也只是九牛一毛，尤其是一艘載有幾十萬件瓷器的古代沉船上，也不過幾十件官窯器，經碰撞、擠壓和長期的海水腐蝕，能完整出水的更是少之又少。據此，可以推斷這件出水青花盤的珍稀程度了。文本刊特約撰稿何 翔 李有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