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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道婆是我國古代杰出的棉紡織技術革新家，也是史學界早有定論的歷史人物，一位難得的女科學家。她曾在海南學習到先進的棉紡織技術，帶回內地進行傳播和推廣。然而，學術界對黃道婆其人其事尚有不同的聲音：有人認為她也許不是改進棉紡織技術的專家，只是一名紡織能手罷了；有人認為她是一位崖州婦女，也可能是一名黎族婦女；也有人認為黃道婆的故事，本身只是個美麗的傳說，并非真有其人。
為了揭開黃道婆的神秘面紗，樂東黎族自治縣文化館黎興湯副研究員，不但查閱了大量歷史資料，還深入古崖州并多次前往上海，到黃道婆當年可能生活過的地方進行實地調查，拜訪了廣州、北京、上海等地研究黃道婆的專家和學者，搜集有關黃道婆的研究成果。
這一講，我們就請來黎興湯先生，對黃道婆的生平進行一番梳理，試圖還原黃道婆的真實面貌。
主講專家：黎興湯，副研究員，樂東黎族自治縣文化館工作人員，從事黃道婆研究多年，其主要著作《黃道婆研究》是國內外第一部研究黃道婆的學術專著。
700多年前，宋末元初，有一位外地婦女淪落到了崖州，她在那里的水南村住了30多年，爾后返回家鄉———今天的上海市烏泥涇，向當地婦女傳授“崖州被”的織造技術，使得“被更烏涇名天下”。這位婦女就是被寫入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我國著名的棉紡織專家———黃道婆。
黃道婆是崖州人嗎？
記載黃道婆的最早文獻是元代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和王逢的《梧溪集》，兩書中敘述黃道婆的文字不過500字左右，但由于對黃道婆的真實姓名、生卒年月和籍貫信息等只字未提或語焉不詳，以致后世學者在黃道婆的籍貫等問題上爭論不休。
有人認為黃道婆原籍崖州，理由是陶宗儀文章中“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的表述，雖然王逢文章中稱“黃道婆，松之烏涇人”，但陶宗儀的資料寫在王逢之前，資料應該更加可靠。黎興湯說，“來”字在古漢語中更多時候用作“回來”，而不是“來自”之意，因此陶文和王文的記述是一致的，都是真實可靠的，跟孰前孰后沒有關系；而如果一定要爭個誰前誰后的話，他也考證出了是王文在前而陶文在后。
此外，嘉慶、同治年間的《上海縣志》、《松江府志》、《滬城備考》和《龍華志》等方志都說黃道婆是松江烏泥涇人，而《廣東通志》、正德《瓊臺志》、《瓊州府志》和《海南島志》，甚至是《崖州志》中都沒有稱黃道婆為崖州人。
1988年10月，黎興湯專門到上海進行實地考查，發現當地建有“黃道婆墓”，1984年已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只是當地方志中記載的重修多次的“黃道婆祠”均已毀廢，但紀念她的“黃母祠”遺跡尚存。黎興湯認為，這些文獻和古跡，足以幫助人們認定黃道婆原是烏泥涇人，并非籍貫在崖州。
黃道婆為何到崖州？
通過查考歷史文獻、地方志書、人物傳記和民間傳說，黎興湯還發現黃道婆的稱謂一共有11個，分別是黃道婆、黃道囝、黃道姑、黃小丫、黃小姑、黃巧姑、宋五嫂、黃婆婆、黃婆、黃母和黃四娘，但真實姓名是“黃四娘”，其余的都是別稱。
對此，王逢的《梧溪集》中就寫到：“前聞黃四娘，后稱宋五嫂；道婆異流輩，不肯崖州老。”黎興湯說：“三亞崖城的老人流傳，黃道婆來到崖州后，先是嫁給了宋五爹，后來因宋五爹病故，她誓不再嫁，便出家到城西二里的廣度寺中當道姑。現在，廣度寺內有座迎望塔，又稱黃道婆塔，便是很好的憑證。”
那么，黃道婆為何流落崖州呢？黎興湯認為，其中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也有家庭因素。
黃道婆大約于1259年來到崖州，其所處的宋、元朝代，已有大批的內地人遷徙到瓊南，這些人中有流民，有商賈，有戍邊士兵，有朝廷命官和被貶官員，黃道婆當屬“流民”之列。在宋元交替時期，戰亂和苛政使得民不聊生，此時道教盛行，道觀滿天下，卻也為黃道婆沿途棲身提供了有利條件。
黎興湯研究發現，黃道婆淪落崖州還有特殊的家庭原因。據《中國紡織史話》和《中國古代科技名人傳》介紹，由于家窮，黃道婆十二三歲時就被賣給一戶趙姓人家當童養媳。她白天割草砍柴，夜里舂米紡紗，起早摸黑，忍饑挨餓，還要遭到公婆的惡罵和丈夫的毒打，于是設法逃離趙家，躲進一間道觀，然后南下崖州，最后在水南村住下。
黃道婆是向誰學藝？
王逢稱黃道婆“元貞間附海舶以歸”，元代的元貞年間為1295年至1297年。按這種說法，黃道婆返回烏泥涇的時間是1296年，那么，她在崖州的時間先后約有37年之久。在這么長的時間里，黃道婆又是向誰學習紡織技術呢？她最終為家鄉帶回了怎么樣的先進技術呢？
且看陶宗儀的記述：“國初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于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
對此，有專家認為黃道婆是向黎族人學習，也有學者稱她是向臨高人學藝，黎興湯則認為：在崖州，黃道婆居住和生活在從中原內地遷來的漢族移民中間，尤其與福建漢族居民較為密切；因此，她在崖州主要是向當時棉紡織技術處于優先地位的福建漢族移民學習，當然也吸收了其他地方的一些先進技術。
因為從漢武帝在海南開辟疆土，設立郡縣，到元代的1000多年間，已有大量的內地民眾遷移崖州地區，這些漢人也逐漸“反客為主”。這些早期淪落崖州的漢人后裔，以講閩南語的移民為主，他們當中有一部分直接來自福建，一部分從中原輾轉到福建，再以福建為中轉站流到崖州，他們既保留著內地的絲麻紡織技術，又帶來了福建當時領先發展的棉紡織技術。
黎興湯還通過詳細研究黃道婆改革后的上海治棉工具、織技、織物，發現其與崖州黎人的織具、織物都大相徑庭，然而與崖州漢人的卻是基本相同，有著歷史的繼承和發展關系。
正是基于這樣的比較研究，黎興湯認為：由于地理和歷史的原因，加上考證不周，過去有關黃道婆的論文、教科書、辭書和傳記，都說黃道婆是向崖州當地黎人學習織棉技術，帶回和革新黎族先進的紡織工具，那是一大歷史誤會。
黃道婆何以能成功？
王逢在《梧溪集》中寫到，黃道婆返回烏泥涇后，“躬紡木棉花，織崖州被自給。教他姓婦，不少倦，未幾，被更烏涇，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而此前的烏泥涇，就像陶宗儀所記的：“初無踏車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線弦竹弧置案間，振撣成劑，厥功甚艱。”
由此可見，黃道婆作為一名棉紡織技術革新家，她的歷史功績可謂不小。
黎興湯說，黃道婆之所以成為棉紡織技術革新家，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不外乎有內因和外因兩方面的作用，也就是其優良品德和家庭、社會對她的影響。
從黃道婆坎坷的經歷可以看出，她身上的優良品德有勤勞的本色、叛逆的個性、頑強的意志、革新的精神、愛民的情懷。這是她成功的內因，即主觀能動性。
客觀因素方面，是社會環境對她的影響。宋末松江社會的動亂，迫使黃道婆淪落到當時棉紡織工具和技術優先于全國的崖州，得以向中原內地和閩廣漢族移民，學習傳統的絲麻紡織技術和新興的棉紡織技術，同時借鑒越南、高麗、波斯等國家和當地熟黎的紡織技術，融國內外先進的棉紡織技術于一身，以致于能夠推陳出新；及至元代，松江地區棉布市鎮的形成，社會對棉布需求量的增大，元朝政府強制性的政策，對黃道婆革新棉紡織技術具備了良好的客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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