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調解成功的第一宗涉外國人勞動爭議案件，現在回想，它仍是我職業生涯中最恐慌的一次調解。

楊鶴 攝

當初，受理室工作人員移交案卷給我時，提供了四個有效信息：勞動者是法國人，不會說中文，也不愿意請律師；勞動者仲裁請求六項，提交的100多頁證據大部分是英文，興許還有法文；聽說用人單位提起了反申請；雙方之前進行過多次調解都沒成功。

這些信息逐點歸納為：一是語言障礙；二是案情復雜；三是矛盾尖銳；四是調解難度大。

我硬著頭皮接過那本厚厚的案卷，深感本領恐慌是最大的恐慌。受理室工作人員仍不忘打趣道：把它調了，讓外國人見識下我們席仲裁員的調解能力。

對于調解，我的觀念有過翻天覆地的轉變。在大學課堂上，我是嗤之以鼻的，作為案件的裁判者理應用明確的法律規則去衡量對錯，用訴訟的勝負來判定權益歸屬，而不是模糊原則的“和稀泥”，讓法庭成了討價還價的菜市場。這種解決糾紛的方式，不符合一個涉世未深的法科學子對法律權威的信仰。畢業后，我進了法院，從民事庭到執行局，看見太多當事人為了一個非黑即白的判決耗時幾年，最終無財產可供執行，甚至叫嚷著打折賣判決書。

我不得不開始重新審視調解，這一被國際社會稱譽的“東方經驗”。尤其調解成功幾個案件后，我愈加感受調解的魅力，它并非對法律和原則的背離，而是在法律框架內，融入了人性、情感和實際情況的綜合考量；它尊重每一個當事人的獨特處境，不只是簡單地判定對錯，而是致力于修復破損的關系，尋求讓各方都能接受的共贏局面。

如今，我早已成為調解的絕對擁護者和踐行者，承辦的案件能調盡調。但眼前這起涉外案件的調解基礎，算是差到底了。

庭前調解，最適宜當面調解，情感溝通更直接、信息傳遞更準確、更易增強信任感；最忌諱莫過于電話調解，是騷擾電話？還是詐騙電話？被直接掛斷電話或者被罵一通后拉黑電話，都是家常便飯。

我萬念俱灰地瞅著案卷封面，腦海中不停閃過，“法國人，大陸法系，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社會契約論，西西弗神話”。原來熟知的法國人挺多的，盡管年代最近的是阿爾貝?加繆。自辦理外國人案件開始，我發現語言障礙不是最大問題，語言只是工具，好比不同省份的方言。最大問題，源于不同國家的文化背景、思維方式、風俗習慣。

對法國歷史和文化的相對熟識，給了我翻開案卷做庭前調解的底氣。盡管《勞動仲裁申請書》就有十四頁，中文用的還是仿宋四號字體、小四號字體、段落行距不到20。我吃力地閱讀完整本案卷的全部中文以及部分英文，就花費了近一個小時。工作筆記記錄了兩頁紙，畫了一個思維導圖，紅筆標注了整段工作時間軸。通過梳理，基本了解了這起糾紛的前因后果以及雙方爭執點，在紛繁復雜的信息堆里，我抓住了那根足以撬動整個案件走向的“杠桿”，法國勞動者中國籍妻子的電話號碼。

給他妻子打電話之前，我先打給了用人單位的律師。

“他自認為是外國人，優越感很強，個性散漫，經常不服從單位工作安排。我的委托人單位有很多外國勞動者，我認為也要以儆效尤，不能放縱這種行為。”律師抨擊道。

我看著《勞動仲裁申請書》里反復出現的侮辱、誹謗、打擊、壓迫、虐待、語言攻擊、精神摧殘等字眼，回應道：“我們先不評價優越感的問題，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文化差異產生的矛盾？比如說，單位安排的工作沒有清楚地寫到合同里？”

“他就是你這么認為的。仲裁員，你見過哪份勞動合同能列舉完所有的工作內容？”

我乘勝追擊道：“那就是雙方對勞動合同的理解問題，不是原則性問題，可以協商解決的，沒必要劍拔弩張。況且單位外國勞動者又多，沒必要造成他們的恐慌。長期以來，也會對單位造成不好的社會影響。”

“我們有談過，半年前開始談了，單位愿意給他6萬塊，他不同意，非要9萬，前段時間相關部門也組織我們調解，還是沒談成。談不成就談不成，單位也提了反申請，要求他賠償未提供工作造成的損失。”

事情突然變得簡單了，只是3萬塊的差距。

我掛完律師電話后，立刻撥打法國勞動者妻子的電話。

“我家先生在我旁邊，正用手機軟件逐字逐句翻譯單位《反仲裁申請書》，可生氣了。”是一位操著北京口音的年輕女子。

“您應該很心疼他吧！他一外國人來到咱們中國，選擇留在國內。現在因為文化差異，對一些文字的理解不同，陷入一場沒必要的官司。”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后，才聽見她說：“確實是文化差異。我家先生覺得中國老板以為自己給了勞動者錢，就隨意差遣勞動者。勞動者工作根本得不到應有尊重，沒有職業尊嚴。”

“職業尊嚴”，這四個字，如一道凌厲的閃電，穿透我幽暗的心靈深谷。

“單位威脅我不簽字就要對我使用更嚴苛的手段，會安排更多不符合我工作性質的工作，會讓我痛苦，會讓我整個夏天都在這里，每個人都在度假時，只有我一個人工作。”這是一個法國勞動者《勞動仲裁申請書》里陳述的虐待和精神摧殘，也難怪他主張精神損失費。

法國文化強調的浪漫主義與自由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證。針對他在糾紛中對個人尊嚴和自主決策的捍衛意識，我意識到，接下來的調解，不能僅僅從錢的角度去勸解，得充分尊重其個人情感與價值觀念，為他提供能夠體現自我意志被尊重的調解方案。

于是，這宗涉外勞動爭議案件，成了再日常不過的庭前調解。最后，“東方經驗”和“法式浪漫”跨越了地域與文化的界限，得到了完美融合。

當我們試圖去定義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時，勞動者所得到的尊重、保障與支持，理應是核心衡量標準之一，無論是對待外國勞動者還是本國勞動者。正如律師克萊倫斯·丹諾在辯護詞中所說“如果這個國家的文明是靠礦工和勞工忍饑挨餓，靠年僅十二三歲的孩子在塵土飛揚的無煙煤礦撿煤維持的話，我們越早結束這種文明，越早開始新的文明，對人類就越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