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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許已經注意到圍繞新冠后遺癥的表述轉變，從國外病例的后遺癥報道到如今專家們否認感染會導致后遺癥，中間經過了哪些理論探索？央視網記者專訪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朱華晨。

感染新冠病毒究竟是否會有后遺癥？

朱華晨：我個人會更加偏向于使用長新冠這個表述，而不是后遺癥，因為后遺癥聽上去好像是很嚴重，要伴隨很長時間，比較難以逆轉的一個東西。

實際上國外有蠻多關于長新冠的報道，不過國外的情況跟我們不同，他們經歷過很多波次疫情，毒力很強的德爾塔等毒株是有一些長新冠的癥狀，但現在基本上沒有奧密克戎后遺癥的報道。

但是長新冠這個詞是有一點點微妙，在不同的地方，大家對它的定義是不一樣的，有人可能會把癥狀持續超過1個月稱作長新冠，有人會延長到3個月，拿著不一樣的標準對話，那就是南轅北轍。

感染人數增多會帶來新的病毒變種嗎？病毒變異的方向會是致病力下降嗎？

朱華晨：我國人口基數這么大，病毒在不停擴散蔓延的過程中會積累很多的變化，這是肯定的，但是它到底要往哪個方向去變，誰也不能肯定。

這中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從事疾病防控、公共衛生、病毒學研究的人一定要做好病原體的監測，跟蹤病毒的變化，做好風險評估，要清楚地知道它到底是變得更毒了，傳染性更強了，還是變弱了。

如果一種疾病防控的成本不是很高，我們當然是希望把它撲滅，但是隨著它的控制成本越來越高，而病毒毒性卻在變弱，那我們付出的成本和收益就會不成比例，這個時候要調整策略；當然也不意味著坐等病毒，我們可以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通過更好的防控、醫療救治降低影響。隨著病毒的變化做出及時調整，病毒強、防控嚴，病毒弱、防控松。

實際上現在香港依然有很多防控措施，比如我們每天從早到晚到哪里都戴口罩，哪怕去健身房跑步，也要戴；到處都有免洗洗手液，走到電梯口人們都會習慣性地按一下；風險比較高的社團或者單位會要求每天做抗原檢測，陰性才可以進入。醫院也會設置臨界標準，醫療資源比較緊張了，要用什么樣的方式去應對，隨時調整。

新加坡也是這樣，它會以重癥病人或病床的使用率作為晴雨表，發現病人突然多起來，政府就會要求大家戴好口罩，盡量居家或不要聚餐。

就像軍備競賽一樣，病毒在往前跑，我們也要跟上。社會和每個人一起同心協力，實際上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