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國務院委托，文化部部長雒樹剛23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作關于文化遺產工作情況的報告時說，2013年以來海關共查獲非法進出境文物1.2萬余件。文物安全是文物工作的底線、紅線和生命線。記者調查發現，除了非法出入境，盜墓、盜掘、法人違法、執法力量薄弱等多種因素交織，我國文物安全形勢嚴峻。

　　關注一 騎馬騎車的執法者和開著汽車的盜墓賊

　　記者調查發現，高倍軍用望遠鏡、紅外夜視儀、金屬探測器……近年來，盜墓賊的裝備越來越先進，而文物的防盜設備則面臨著老化、失靈的困局。

　　今年4月，媒體報道北京十三陵思陵一對石燭臺(蠟扦)被盜。調查發現，思陵的視頻監控為2008年設置，在被盜前已失效停用，案發時思陵原有安防設施已全面癱瘓，人防物防技防形同虛設。

　　在一些中西部邊遠地區，困境則更為明顯和具體——文物執法人員甚至需要騎馬、騎自行車去追趕開著汽車的盜墓賊。

　　“這種情況確實客觀存在。”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坦言，不僅是設備存在問題，現有機構和人員與日益繁重的保護任務也不相適應。“全國31個省級文物行政部門中，僅有一半設置了專門的文物安全監管和執法處室。”

　　與之相對照的，是真實版“盜墓筆記”頻頻“上演”——世界文化遺產清東陵半年內兩次被盜、國家級重點文保單位秦雍城遺址被盜價值近千萬元文物、漢昭帝劉弗陵之母“鉤弋夫人”墓被盜……

　　據國家文物局督察司相關負責人介紹，2014年以來，全國公安機關每年立案文物犯罪案件2000起左右，一些地區文物犯罪手段不斷升級。

　　面對日益繁重的保護任務、花樣翻新的盜墓活動，我國已經開始進行一些相關方面的探索。“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我們聘請了3萬余名文物保護員，加強中西部地區田野文物日常看護巡查。”劉玉珠說。

　　關注二 尚在制訂的保護方案和已成平地的漢代墓葬

　　2016年，河南省汝州市市中心百余座具有重大文物價值的漢代墓葬幾夜之間被房地產開發項目的施工方夷為平地。與此同時，當地專家還正在設計該漢墓群的就地保護方案。

　　一位考古工作者這樣向記者形容自己的工作：“每天都在與開發商的推土機車輪賽跑。”

　　近年來，破壞文物本體及其原生環境的法人違法行為時有發生，且發生后不處理不追責的情況較為普遍。2016年，國家文物局全年督辦案件中法人違法案件占比高達76.5%。雒樹剛23日在報告中指出：“文物安全形勢依然嚴峻。一些地方不可移動文物尤其是一般不可移動文物遭受破壞嚴重。一些地方在城鄉建設中破壞文物本體和周邊環境。”

　　除了法人違法，文物安全問題的關鍵原因，還有地方政府主體責任、部門監管責任、文物管理使用者直接責任的履行不到位。劉玉珠說：“怕擔責任，知情不報，是當前文物安全存在的突出問題。近3年來，國家文物局匯總各地案件的接報數遠遠低于實際案件的發生數，1/3的文物案件是由媒體曝光或群眾舉報，這就是監管漏洞。”

　　除了加大監管力度，社會力量被認為是保護文物安全的重要屏障。就在記者發稿前一天，國家文物局對外發布了2017年度文物安全督察的相關情況。“我們每年都要開展一次全國性的文物安全督察，并對社會公布結果，通過新聞媒體和公眾對地方政府在文物安全、文物保護方面的履職進行社會監督。”劉玉珠說。

　　關注三 游人爆棚的憂傷和無人問津的“內傷”

　　每逢暑期，敦煌的工作人員就憂心忡忡——蜂擁至莫高窟的游客涌進狹小洞窟，令這處1650多歲的世界文化遺產疲憊不堪。

　　爆棚的游人，超標的監測數據，可能會對脆弱的文物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監測中心主任陳港泉說：“這種危害很緩慢，一時很難用肉眼發現，但這是不可逆的，日積月累，影響不斷疊加。”

　　故宮、長城、敦煌……這些高知名度的世界文化遺產，如今面對的挑戰之一便是如何處理巨大的游客量帶來的種種安全隱患。故宮博物院近年實行每日限流8萬人的做法，同時推出各類數字化展覽，讓游客在手機上即可清晰地欣賞文物之美。

　　另一類文物的“內傷”，則是人太少。記者在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山區調研時發現，一些基層文保單位位于“空心化”的村莊里，不僅沒有游客，更乏人維護。夏季的一場大雨，便有可能讓其倒塌、損毀。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顧玉才分析原因時說：“經費不足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農村人口流失，一些偏遠農村缺乏長期、穩定的基層文物保護力量。”

　　他建議，一些基層文保單位要探索、開發出能與當地民眾生活相結合的功能，從而讓民眾對文物有認同感，自發地去保護文物。據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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