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職者占了單位便宜就跳槽 法官提醒：

　　“不當得利”可能被追回

　　發生在浙江的“女白領入職三天宣布懷孕，休完產假立即辭職”的事情，再加上較為常見的“應屆畢業生獲得留京指標后迅速跳槽”、“單位為員工分房，員工獲得房產后離職”，這三個大坑打亂了不少企事業單位的人才引進和企業發展規劃，也讓后來的應聘者面臨更多的合同條款限制乃至或明或暗的就業歧視。無論用人單位還是求職者，該怎么繞開這些溝溝坎坎，在法律的框架下維護自身的利益？

　　女職工隱孕入職產假后離職

　　不導致雙方勞動合同無效

　　一個月前，浙江某網絡技術公司負責人張先生遭遇了煩心事：員工入職三天就宣布懷孕，孕期幾乎沒正常工作，產假結束后就遞了辭職信。

　　按照張先生的說法，員工孫小姐在面試中提及婚育情況時，自稱并未結婚，短期也不打算結婚。之后，雙方簽訂了勞動合同。三天之后，孫小姐說：“我懷孕了。”

　　懷孕期內，孫小姐經常請假，不過受到“三期(孕期、產期、哺乳期)”員工的特殊保護，公司依法繼續發工資，繳社保。只是沒想到，產假剛一結束，孫小姐就打來電話，辭職不干了。

　　對于需要在商海中掙扎的普通企業而言，這樣的成本有些難以負擔。張先生說：“一年多時間里，她沒有為公司創造勞動價值，單位卻要照發工資、照交社保。而且她是在知道自己懷孕的前提下才入職的，希望能在孕產期拿到工資并使社保不斷檔。”

　　審理過大量勞動人事糾紛的通州法院蘆玉杰法官說，無論隱婚還是隱孕，都不會導致雙方在勞動者入職時簽訂的合同無效。“隱瞞婚姻狀況和懷孕狀況，在法律上并不構成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勞動合同，不導致合同無效。”

　　蘆玉杰說：“對于‘三期’女職工的保護早有特殊規定，哪怕女職工隱瞞自身婚育狀況入職，也應視作一種正常的、應由企業承擔的社會成本。可能對于某個用人單位而言，這個成本確實有些高，但它是為了這個社會能夠繼續發展、存在而不得不付出的成本。”

　　北京市律師協會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律專業委員會主任、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梁楓律師舉了一個例子：好比旅客在北京西站排隊等候出租車，“的哥”們也排長隊等待入場，偏偏一位旅客上車后告知目的地是不足一公里的蓮花池公園。“對于這位‘的哥’來說，他實在是太虧了，排了一兩個小時，結果就拉上一個起步價。但是對于整個社會的管理秩序來說，這個成本是不得不付出的，如果允許正規的出租車司機在重要交通站點挑揀客人，勢必會出現大量的糾紛，導致整個候車秩序的混亂，甚至引發更劇烈的矛盾。”

　　梁楓說，除非是一些諸如“育兒嫂”等非常特殊的行業，在招聘過程中，用人單位不能以婚育狀況作為考核標準，也不能針對婚姻、生育行為作出特殊限制。“婚育關系是超越勞動關系的，不應該用是否對用人單位公平這樣的評判標準。”但是，對于某些比較特殊的行業，在雙方的合同中雖然不能限制戀愛結婚和生育，但是，針對“婚育狀況是否公開”作出的限制并不屬于違法。

　　分房后離職房產被追回

　　前員工起訴兩審皆失利

　　國企和機關事業單位的留京指標、前些年的單位分房以及部分大型企業為了引進人才而付出的車、房成本，也經常成為單位和員工鬧上法庭的導火索。

　　北京二中院審結的一起人事糾紛頗有代表性。趙老師是北京某學院的教師，在職期間從學校分得住房一套。幾年后，在《服務期限合同》未滿之時，因個人原因向學校提出工作調動，卻被學校要求交回房產。趙老師向法院起訴，結果兩審皆敗訴。

　　今年43歲的趙老師入職后趕上了分房的末班車。她與學院簽訂《服務期限合同》，按照合同約定，由學院向她提供住房一套。其后，她以每平方米1600元的優惠價錢購買了房屋，并辦理房屋產權證。但是，服務期限還未滿，趙老師因為自家和學院距離遠，加上孩子無人照顧，因此要求調離學院。原單位領導當時表態，鑒于趙老師所教專業和所學專業并不對口，同意她調動工作。趙老師聯系了新的工作單位，并按照原單位要求繳納了2萬元違約金。但是在辦理交接手續的時候，突然被告知，讓她退房。“我當時說不愿意，我不調離了，但是學院說不行，說調離手續已經辦完，當時新工作單位要求我立即報到，我為了學有所用，解決家庭問題，只好暫時同意了學院不合理要求，被迫退房，被迫簽訂了兩份協議書。”

　　在新單位入職之后，趙老師向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失利后又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原單位向她退還之前所分得的房產。

　　學院方面則表示，與趙老師所簽訂的《房改房協議書》和《退房協議書》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不存在可撤銷的情節，房款也已退還，并且從她計算工齡之日起，至她離校之時止，已按照無房戶待遇向她補發了住房補貼8.5萬余元，因此不能同意趙老師的訴訟請求。

　　一審法院駁回了趙老師的訴訟請求，她隨即向北京二中院提出了上訴。

　　法院審理后認為，趙老師與學院簽訂的《服務期限合同書》中有一項清晰的條款，明確約定了“違反服務期限需交回分配住房”。在此前提下，趙老師作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主體，應當知曉提前調動工作的相關法律后果；上訴人認為簽訂房改房回購協議、退購住房協議并退回訴爭房屋是出于被迫，但是沒能夠就學院方面存在欺詐、脅迫或乘人之危行為提供證據；所說的“提出不再調動工作的情況下，學院要求其必須離職”，也沒能提交證明。在此情況下，應視為她在職業發展與分配住房之間進行了自主取舍。

　　法院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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