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武漢的人才新政“升級版”，其中，落戶條件、安居住房兩方面，通過政府政策的調整以及加大安居房建設，基本可以實現，而引人矚目的大學畢業生指導性最低年薪標準，如何實現，則有待觀察。畢竟指導性最低年薪標準，不是強制性標準，最終用人單位給大學畢業生開多少工資，還得取決于用人單位的實際經營情況。

　　如果政府部門不考慮用人單位的實際經營情況，要求各用人單位執行指導性最低年薪標準，那反過來會侵犯用人單位的自主權，也影響到用人單位招聘大學生的積極性，這會導致大學畢業生指導性最低年薪標準淪為一紙空文。各地采取措施吸引大學畢業生，這體現了對人才的重視，但營造大學畢業生安居樂業的環境，需要抓住關鍵環節，明確政府職責，而不能做表面文章。

　　據報道，武漢本次在全國率先出臺大學畢業生指導性最低年薪標準，確定大學畢業生指導性最低年薪標準為：大學專科生4萬元、大學本科生5萬元、碩士研究生6萬元、博士研究生8萬元。此次出臺的指導性最低年薪標準，總體水平在同類城市中位居前列，同時遠高于武漢市最低工資標準1750元/月。大學專科生年薪是武漢市最低工資標準的近2倍，博士研究生達到近4倍。這樣的最低年薪標準，當然具有吸引力，可是，這并非武漢每個用人單位實際開出的年薪標準，如果最終用人單位無法給大學畢業生提供這樣的年薪，那這一政策就會是“空頭支票”，只是聽上去很美。大學畢業生也不能就憑政府部門確定的大學畢業生指導性最低年薪標準，要求用人單位給這樣的年薪。

　　對于用人單位來說，受約束的只有法定最低工資標準。我國《勞動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國家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最低工資的具體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報國務院備案。用人單位支付勞動者的工資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根據這一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是指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或依法簽訂的勞動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內提供了正常勞動的前提下，用人單位依法應支付的最低勞動報酬。用人單位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是要被依法追究責任的。而高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工資水平確定，則屬于用人單位自主決定的范疇（有其他法律，如《教師法》規定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不得低于或者高于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的除外）。

　　《勞動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用人單位根據本單位的生產經營特點和經濟效益，依法自主確定本單位的工資分配方式和工資水平。”根據這一規定，政府部門確定的大學畢業生指導性最低年薪標準，最多具有參考意義，對用人單位并無約束作用。或者進一步說，政府部門可以對財政保障的政府機關、事業單位，落實自己制訂的指導性最低年薪標準，但對其他自主經營的用人單位，不能干涉其自主確定工資水平的權利。

　　因此，怎樣改善當地用人單位的經營情況，才是吸引人才的關鍵所在。近年來，隨著北上廣生活壓力增加、人才競爭加劇，不少大學畢業生選擇到二三線城市就業，這給二三線城市吸引大學畢業生就業、創業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可是，有一些回到二三線城市的大學畢業生，不久之后又選擇重回北上廣，這背后的原因是，大學畢業生對當地的人才發展環境不滿意，其中就包括人才管理、評價的官本位問題。

　　《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指出，要改進人才管理方式，圍繞用好用活人才，完善政府宏觀管理、市場有效配置、單位自主用人、人才自主擇業的人才管理體制。要發揮用人單位在人才培養、吸引和使用中的主體作用，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傾向。這是地方政府在出臺人才新政時，需要全面貫徹落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