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起，中國宣布廢除死囚器官使用，公民自愿捐獻成為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渠道。短短幾年時間，在我國通過書面或網絡登記的捐獻器官志愿者人數增長迅速，僅2016年，就有10萬余人登記捐獻器官，同時實際捐獻數量也明顯增加。截至2016年底，全國累計實現逝世后器官捐獻9996例，捐獻器官27631個。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理事長，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說，中國器官捐獻事業迎來春天。

　　但器官短缺的問題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依然嚴重。中國器官移植數量已位列世界第二，每年實現的器官移植手術有一萬多例，但現階段的器官供需比是1：30。中國每百萬人口的年捐獻率從2010年的0.03上升到2016年的2.98，位列全球44位，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還任重道遠。

　　傳統觀念阻礙器官捐獻愿望

　　很多人在等待中死亡。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主任王海波說，每完成一例移植手術，器官移植的等候名單就新增兩人，有將近60%的腎臟需求要等待一至二年，有超過40%的肝臟需求要等待至少一年。而對于像心、肺這樣更加稀缺的器官，有些醫院甚至因為缺少供體，幾年都沒有完成一例移植手術。

　　劉源從2013年開始在北京佑安醫院從事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是移植科的大夫。劉源起初不愿意離開臨床，對于器官捐獻他所知甚少，而他之前的同事半年時間都沒有實現一例捐獻，更讓他覺得自己實在不能勝任這項“與陌生人打交道”的工作。

　　在他看來，影響捐獻最大的困難是傳統觀念，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保存遺體的完整才是對逝者的尊重。劉源說，連自己的父母都不贊同他申請器官捐獻。

　　和很多協調員一樣，劉源常被當作是從事非法器官買賣的詐騙犯。他曾被家屬圍攻過，被辱罵過。慢慢地，他也積累了經驗，比如每次去病人家里做工作一定要坐在門口，“這樣跑的時候方便。”

　　國際器官捐獻與獲取協會主席、西班牙巴塞羅那大學教授馬蒂·瑪尼亞利奇說，西班牙老百姓在四五十年前也有類似的觀念，但通過媒體的傳播，以及在社區、醫院的推廣活動，公眾對捐獻的認可度逐漸提高。現在西班牙的器官捐獻率已連續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他建議中國也應該效仿類似的做法，讓人們認識到捐獻器官能拯救別人的生命，是人間最大的善行。中國傳統文化里也有“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觀念。

　　器官捐獻由計算機分配

　　飽受質疑的還有器官分配。黃潔夫說，“公開、透明、可溯源的器官分配體系至關重要。”

　　2011年4月開始，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上線，覆蓋169家具有器官移植資質的醫院。這是2009年國家衛生部門委托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研發的人體器官分配系統，目的是使器官捐贈過程公正透明，用技術手段最大限度排除和監控人為干預。而在此之前，決定器官分配完全是基于醫生的判斷。

　　系統設立的首要目標就是降低等待名單的死亡率，通過患者病情緊急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國際公認的客觀醫學指標對患者進行排序，等待移植的患者根據醫學指標來得分，并遵循“區域優先原則”（就近原則），“病情優先原則”，“年齡優先原則”（兒童比成人更享有優先權），“等待時間原則”（等待時間長的患者），以及“捐獻者優先原則”（捐獻者直系親屬優先；已登記自愿捐獻器官者優先）。分值越高，在等待名單的位置就越靠前。

　　錄入病人數據由醫院醫生負責，如果有醫生在登記數據時造假，人為提高病情危重程度，一旦被發現，將取消醫生所在醫院的器官移植資質。同時，國家衛計委也會不定期對醫院進行抽查。

　　在王海波看來，由計算機決定的器官分配系統既顯示了分配的公平、透明，也保障了分配的高效和安全。

　　在臺灣和美國曾出現把艾滋病和狂犬病患者的器官移植到病人身上的安全事故，之后，王海波馬上將系統設置強制添加了檢查結果，并為了防止發生錯報，醫生在錄入時還要上傳檢測結果的掃描件。

　　“我們希望從系統層面防止安全事故的發生，保障病人的安全。”王海波說。

　　器官捐獻服務能力落后

　　隨著政策制度的建立以及器官分配與共享愈加透明，中國申請器官捐獻的人數飛速上漲。但同時，器官捐獻的服務能力卻遠遠落后于實際需求，專業化服務成為新挑戰。

　　劉源坦言，影響器官捐獻的另一障礙就是專業人員缺乏相關知識。很多醫院對潛在供體維護不佳，導致器官衰竭，并最終影響器官捐獻的質量。也曾有媒體報道，捐贈過程中出現捐贈者的腦死亡判定有出入，ICU工作人員不了解程序導致手忙腳亂。

　　在很多醫院，“器官捐獻獲取”是“邊緣化”的科室。有的甚至沒有專門的辦公室和專職人員，多是手術大夫兼職。醫生們坦言，如果沒有院長指示，有時候在財務那里連報銷交通費都要費一番周折。

　　在急診、移植和神經內外科之外，很多內科醫生或者基層醫護人員還是“談捐色變”，對捐獻和移植的醫療效果持懷疑態度。這其中既有缺乏相關知識的原因，也有在緊張醫患關系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擔憂。

　　此外，人才短缺問題也亟待解決。器官移植技術的研究曾多次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被認為是“醫學手術的皇冠”。在中國器官移植發展的初期，手術只有院長或者主任級別的大夫才可以操刀。

　　黃潔夫曾表示，制約中國器官移植事業發展的一大因素是醫療機構服務能力不夠。目前中國能做器官移植手術的醫生只有幾百人，具有器官移植資質的醫院只有173家。他建議未來五年有資質的醫院增加到300家，并加強對專業人員的培養。

　　今年11月，在上海、北京、廣州、昆明、武漢等城市的七所醫科大學將陸續開設與器官捐獻有關的選修課程。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是七所院校中最早實現開課計劃的學校。其附屬仁濟醫院肝膽外科醫生薛峰認為，器官捐獻課程的意義在于專業人員的培訓，是學生了解器官捐獻的基礎教育，更是公眾教育，改變人們對死亡的理解。“我們比西方落后了將近30年，如果再不努力，就來不及了。” 薛峰說。

　　醫療費用也是制約器官移植的重要問題。不僅是移植患者要承擔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醫藥費用，捐獻者往往面臨大量的醫療債務，火化、殯葬等身后事也需要救助，而政府的撥款遠遠不夠。

　　此外，如何認定患者死亡，是影響器官捐獻的關鍵問題之一。許多發達國家已先后為腦死亡立法，承認腦死亡即是人的死亡。但中國器官捐獻工作以心死亡為器官捐獻死亡判定法律依據，制定了中國判斷三類標準：腦死亡、心死亡、心腦雙死亡。此標準由神經科與重癥監護醫生等經過嚴格訓練后判定。

　　然而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三者之間的界限比較模糊，很容易產生法律糾紛。近幾年，多位專家學者呼吁中國在法律上給予腦死亡認可。(記者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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