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向G20提交的首份《G20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技術性評估報告》認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生產率增長及高水平就業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人均收入增速保持高位、分配差距進一步縮小，通過“三證合一”“一站式”監督等“放管服”改革措施減少了行業準入壁壘，提高了整體經濟效率

　　不久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向G20提交了首份《G20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技術性評估報告》，并經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審議通過。《報告》認為，中國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進展，成效顯著。

　　中國的結構性改革進展和取得的階段性成績為何能獲得積極評價？中國整體經濟效率提升的原動力是什么？有關專家接受了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的采訪。

　　勞動生產率穩步提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高速增長。盡管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換擋，但增速水平在主要經濟體中依然名列前茅。

　　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是靠資源的粗放投入，還是效率的提升？《報告》顯示，2016年，以不變價購買力平價水平衡量的中國勞動生產率水平相比2007年金融危機前增長了約1倍。生產率增長已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

　　“生產率的提升，離不開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這三大‘發動機’也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動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說。

　　李佐軍表示，近年來，中國改變了以需求管理政策應對挑戰的方式，采取結構性改革的辦法，有針對性地解決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問題，對生產率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認為，隨著人口紅利的減少和資源環境約束的強化，中國經濟增長必須轉到依靠生產效率的提升上來。近年來，處于轉型發展關鍵階段的中國，堅定不移地推進結構性改革，激發了市場活力，帶動了生產率的提升。

　　在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世界經濟室副主任陳建奇看來，生產率的提升，離不開教育的投入、自動化水平的提高和勞動力的遷徙。

　　陳建奇分析說，教育是提升人力資本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中國政府非常重視教育投入，已經通過立法將教育支出納入法定支出，確保教育支出占GDP比重達到4%。與此同時，企業也在加大產業轉型升級力度，通過引進先進的設備，促進企業生產自動化水平的提高。另外，隨著基礎設施建設提速，勞動力等要素跨城市大規模流動加快，客觀上也助推了生產率的提升。

　　“我國政府重視創新，并不斷加大教育投入是促進我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的主要動力。”北京師范大學國民核算研究院副教授李昕說。根據教育部財務司與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經濟信息研究中心撰寫的《“十二五”中國教育經費發展報告》，“十二五”時期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增速達到了13.05%。其中，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年均增速14.78%,遠高于同期年均7.9%的GDP增速。得益于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高，盡管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速雖有所下滑，但人均收入依然保持較高增速。

　　就業形勢保持穩定

　　近年來，盡管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但我國就業形勢總體穩定。2013年至2016年，城鎮新增就業連續四年保持在1300萬人以上，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基本穩定在5%左右。《報告》認為，高水平就業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持續提升的勞動生產率水平與穩定的就業形勢，客觀地反映出我國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正不斷加強。”李昕說，在全球經濟持續多年脆弱復蘇，貿易保護主義與逆全球化趨勢不斷抬頭的背景下，就業形勢總體平穩，是結構性改革措施的重要成果。

　　陳建奇認為，我國就業保持平穩，一是由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激發了全社會創新創業活力，尤其是大量的大學畢業生加入創業大軍，促進了就業增長。其次，互聯網催生的新業態快速發展，不少傳統行業出現“互聯網+”或“+互聯網”，引發新業態競相迸發，對吸納新就業發揮了積極作用。再次，服務業快速發展，增強了就業吸納能力。

　　“就業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李佐軍也表示，近年來我國就業保持總體穩定，主要由于服務業的發展創造了新的就業崗位，加之一些新興產業和新興區域發展提速，對勞動力的需求進一步擴大。此外，隨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持續推進，很多個體通過彈性就業的方式解決了就業。

　　“就業的增長也會帶動居民收入的增長。最近幾年，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但就業形勢較好，居民收入穩步增長，消費保持較快增長，這又會對就業增長形成支撐。從這個意義上說，就業和經濟增長是互為因果的。”盧鋒說。

　　行業準入壁壘減少

　　《報告》指出，中國實施簡政放權，特別是通過“三證合一”“一站式”監督等“放管服”改革，減少了行業準入壁壘，提高了市場總體效率與活力。

　　在李佐軍看來，“放管服”的核心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特別是通過推動政府自身改革，把權力下放給市場和地方政府，努力為企業、創業者等各類市場主體創造更有利于創新、更有利于釋放活力的制度環境。

　　“政府的權力下放，就意味著市場主體權力的擴大，活動自由度的增加。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自然會不斷提升，市場活力也會被進一步激發。”李佐軍說。

　　“作為厘清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重要突破口，‘放管服’改革將使政府職能進一步調整，并逐步向服務型政府轉變。”陳建奇指出，近年來國務院推行權力和責任清單編制試點，通過自貿試驗區探索行政審批等制度改革，企業辦事更方便，證照辦理時間大大縮減，市場準入門檻降低。

　　盧鋒指出，“放管服”改革實現了政府的自我瘦身和合理化定位，可以更好地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依靠“放管服”改革，可以使政府行為更合理，制度更有效，使體制改革的活力得到釋放，更有利于推動經濟的增長。

　　李昕表示，2017年以來，我國民間投資增速顯著回升、工業企業利潤持續增加、城鎮新增就業保持較高水平等，這些成績與“放管服”改革密不可分。

　　結構性改革須再深化

　　《報告》在肯定G20各國在結構性改革方面取得成效的同時，認為各國需要進一步加強結構性改革的力度。

　　“根據《報告》，縱向比較看，我國各領域均呈現不同程度的改善趨勢，但從橫向看，反映包容性增長的基尼系數、反映市場競爭的營商環境指標等部分指標仍落后于G20發達國家及部分發展中國家。”李昕說，盡管我國在九大結構性改革優先領域的各項結構性指標不斷改善，但各指標背后反映的結構性矛盾并未真正解決，結構性改革仍任重道遠。

　　盧鋒認為，中國還需在前期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結構性改革。在下一階段的改革中，應科學界定宏觀調控和結構性改革的關系。從中長期看，應該把更多精力放在重點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上，以改革尋求治本之策，使經濟運行更有效率，使宏觀經濟能夠盡快走出下行調整階段，適應和引領新常態。

　　“去杠桿等改革將成為未來更加重要的內容，但不能因為要去杠桿而強行壓縮債務，這種方式可能促使相關企業陷入經營困境，去杠桿應尋求新的手段。此外，降成本補短板的改革應著眼長遠，著力推動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完善。”陳建奇說。

　　“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改革，而不是結構調整。”李佐軍建議，在改革中要把重心真正落到改革上，牢牢抓住制度性改革這一牛鼻子，抓住提高效率這一核心環節，努力依靠創新驅動來拉動經濟增長。同時，要進一步拓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范圍，在落實好“三去一降一補”五大重點任務的同時，加快實施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振興實體經濟、構建房地產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等，加快改革經濟結構中不合理的制度。此外，還要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通過完善法律、法規、體制機制等，讓企業在結構性改革中扮演更加積極主動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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