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病假條掛鉤經濟利益

　　記者：現在，在不少醫院里都出現“代開病假條”的小廣告，有廣告就有市場、有需求。

　　鄧利強：我1988年從醫科大學畢業，開始行醫。上世紀80年代末期，病假條是非常有用的。那時的假條管理不嚴格，職工拿著醫院的假條休息不扣錢，還可以憑假條辦病退和內退手續。

　　隨著時間推移，事業單位、集體企業等形式減少，勞動者休息時間增加，病假條的作用相對變弱了。

　　再往后，我從事醫療衛生法律工作，發現病假條還有很多作用。例如，在各種訴訟過程中，一方的訴訟主張要得到法院認可，必須出具相應的證明，涉及到開支數額、休息的必要性、有沒有必要到更好的醫院看病等，醫生的證明確實能起到作用。

　　病假條在關鍵時刻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有假的病假條也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劉鑫：假病假條問題已經存在很久了。過去，老百姓訴訟意識不強的時候，假的病假條只是用來騙騙單位，用來請假。很多單位也都知道這種情況，不過，短期請假也不涉及到特別大的經濟問題，單位一般也不追究。

　　這些年，老百姓訴訟意識增加，病假條在訴訟中的作用凸顯出來。這其中，病假條就涉及到受傷者休息時間長短，休息中的誤工費、護理費、保險等問題，這些都與經濟利益掛鉤。這個問題確實需要重視。

　　病假條屬醫學證明文件

　　記者：病假條是一種什么性質的文書？假的病假條會涉及哪些問題？

　　劉鑫：與病假條相關的法律規定，應該是執業醫師法第二十三條，其中明確規定了執業醫師簽署有關醫學證明文件，必須親自診查、調查，并按照規定及時填寫醫學文書，不得隱匿、偽造或者銷毀醫學文書及有關資料。

　　這一條蘊含的意義有幾個層次，病假條本身是一個醫學證明文件，必須是有醫師執業資格的人才能簽。醫生簽病假條是法定的職權范圍，是醫生行醫權的內容之一。進一步講，病假條的對象必須是醫生的病人，醫生對病人的情況做了相應檢查之后才能簽署。在實踐中，醫院有固定的病假條格式，醫生直接簽發，醫院蓋章。

　　病假條是醫院和醫師出具的證明文件，醫院有義務配合驗證真偽——驗證是否蓋有醫院的章、是不是醫院印好的格式化請假條、醫師是不是在崗的醫師。

　　鄧利強：如果有人來核查病假條的真假，醫院有確切的義務來證實。

　　偽造涉及哪些法律責任

　　記者：偽造病假條的行為是什么性質？制造假病假條出售的人有何法律責任？

　　鄧利強：病假條不是國家機關公文，但在偽造過程中，一定會私刻醫院公章，無論是門診章或是診斷證明章，偽造印章是典型的刑事犯罪。

　　以往公安機關對這類現象關注較少，公安機關可以循著醫院衛生間里的線索，追蹤制作和銷售假病假條的人，發現一起，刑事立案一起，這種現象就會杜絕。

　　記者：在生活中，有人買了假的病假條，或交到單位或在訴訟中使用，這種行為是什么性質？這種知假買假的行為應如何治理？

　　鄧利強：買假病假條并使用，首先是欺騙，還要進一步看騙什么。單獨使用假的病假條請假，造成的社會危害不大。如果是騙保，則會引發刑事法律責任。需要注意的是，假的病假條常與其他文件一起起作用，從而可能成為涉嫌犯罪的線索。

　　劉鑫：病假條是一個重要的醫療證明文件，使用假病假條的行為可能構成欺詐。法律評價還要看情節和危害后果。

　　比如，某人只是購買了一張假的病假條到單位去請短期的假，被查出來了，沒有產生什么嚴重后果，不太可能涉及刑事犯罪和行政處罰。從用人單位角度來說，加強制度和管理，加強驗證的環節，也能起到壓縮假病假條生存空間的作用，這對單位、對職工權益保障都有好處。

　　如果購買使用的量大，其情節可能就嚴重了，但不等于說只開一張就不算嚴重。如果涉及到巨額賠償，或者在訴訟中因為一張假的病假條鬧得“天翻地覆”，也可能認定為情節嚴重。此外，購買假的病假條，也涉及參與制造假病假條的違法犯罪。

　　假的病假條出現在訴訟中時，根據侵權責任法的規定，當事人除了要提交病假條還要用病歷來佐證；涉及病假休息期間做了康復，還要提交康復費用的票據；涉及到誤工，需要提交所在單位開具的誤工證明。只有病假條就成了孤證，不能以此來主張誤工費和治療費等。

　　假的病假條出現在民事訴訟中，法官可以對當事人提供偽證的行為進行處理、給予制裁。這也是減少知假買假行為的一種方式。

　　病假條管理有待加強

　　記者：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各個醫院的病假條“長得”不太一樣。針對病假條，是否可以建立如“機打發票”那樣格式統一、可驗真偽、可查詢的系統？

　　鄧利強：我認為，醫療機構對病假條管理幾乎沒有辦法更嚴格了。原因有兩點，在過去，病假條管理非常弱，那時候也沒有執業醫師法。今天，醫院、醫生不但有了法律法規約束，而且在實際操作中，醫生開了病假條后，患者還要拿著病假條到門診辦去蓋章、登記。

　　開病假條或診斷證明是醫生的隨附義務。病人需要病假條的時候，醫院設置額外的程序，給醫生履行義務設置太多程序，再進一步嚴格對患者也不一定有利，會增加患者的負擔。

　　假的病假條是小部分，如果因此建立一個各級各類的醫療機構通用的大體系，那么社會治理的成本和力度就會增加太多，我覺得目前沒有這個必要。

　　劉鑫：醫院想對病假條采取更大力度的管理是很困難的。建設一個新的系統，從成本、難度上來說都太大。現在的醫療機構本身就是公益性的非營利單位，這些成本誰來承擔？這是個問題。

　　記者：如果沒有單設一個新系統的必要，那么在目前的管理機制基礎上，對病假條的管理是否還有提升的空間？

　　劉鑫：醫院對病假條采取嚴格的登記管理，或者做成雙聯制，從自身加強管理，這也會產生壓縮假病假條生存空間的效果。

　　醫師隨意開病假條，肯定是有法律風險的。比如一個受害人，他拿出一些病假條要求對方承擔責任，或者向單位主張休假。對方如果較真，拿著病假條到醫院調查驗證，發現醫師涉嫌作偽證以及違反執業醫師法規定開病假條，這里既可能涉及刑事問題，也可能涉及行政問題。所以，醫院要加強對醫師的職業教育，衛生行政部門也要加強監管。

　　記者：醫院嚴格執行現有的病假條制度，同時進一步加強管理；用人單位加強自身制度建設，對病假條有疑問就到醫院核實。醫院和用人單位同時發力，能夠壓縮假病假條存在的空間。不過，“代開病假條”廣告出現在醫院里，這個地點也很特殊，我們應該如何治理這種小廣告？

　　鄧利強：對于醫療機構而言，它沒有行政執法手段，能做的就是清除醫院里的“代開病假條”小廣告。醫院不是公共場所，公權力機關也不能隨意進入執法。

　　需要強調的是，應該加強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對于購買假病假條、使用假病假條的人，我們應該在社會誠信體系中給予其負面評價。

　　中國醫師協會維權委員會委員 　鄧利強中國政法大學醫藥法律與倫理研究中心主任 　　　　　　　　　　　劉 鑫《法制日報》記者　　　　　　　張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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