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報聚焦一帶一路·解說

　　當今的世界經濟格局，奠基于二戰后。1947年簽訂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一起，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基本框架，這個基本框架意在促進商品與資金的跨區域流動。除了全球層面，很多主權國家之間也在形成旨在促進區域性經濟合作、聯合或融合的制度安排，稱為區域一體化。區域一體化大致可分為三個類型：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盛行的區域性經濟貿易安排、20世紀八九十年代興起的區域集團化浪潮，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后開始出現新型區域一體化。“一帶一路”作為中國發起的促進區域經濟合作倡議，也可以看作區域一體化安排，但它不是區域性經濟貿易安排，更不是區域集團化，而是一種新型的區域一體化道路。

　　新時代需要區域一體化的新方式

　　當今時代，經濟合作的模式發生了諸多變化，傳統的國際貿易安排與區域一體化框架無法適應這些變化，因此，近年來國際上對重新制定區域一體化規則的需求日益迫切。概括來說，當今國際經貿合作有三方面的顯著變化。

　　一是新興貿易方式興起。傳統區域一體化規則往往是以關稅為中心的，即圍繞商品貿易，在商品的過境環節即通關方面尋求便利化。而新興貿易方式在內容上則超出傳統的區域一體化安排所涉及的領域。隨著服務業貿易、跨境電子商務等新興貿易方式廣泛快速發展，經濟交往與合作領域往往延伸到各國境內，例如電子信息服務等。

　　二是貿易機制與投融資機制之間關系變化。當今是全球價值鏈時代，投資之間的貿易關系越來越緊密，變得不可分割。一個產品生產當中就可能涉及到大量不同形式的貿易。例如生產手機、電腦的供應鏈，都涉及全球幾十個國家。其中既涉及到服務貿易，也包含傳統貿易；既有成品貿易，也有原材料貿易。如果一個企業在母國以外投資建立組裝廠，投資行為和貿易行為就會聯系在一起。這并不是把整個生產鏈條轉移，而只是把整個生產過程當中組裝部分轉移，這就涉及到如何把投融資機制整合到區域一體化框架當中。

　　三是民心相通成為全球化的重要方面。隨著貿易全球化深化發展，商品貿易已經發展到服務貿易，又發展到新興貿易形式。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人的流通以及民心之間的相互理解、交流互鑒，成為區域一體化乃至全球化當中的重要一環。而傳統的區域一體化機制中缺乏促進民心相通的安排。

　　經濟交往方式的深刻變化，迫切需要新的區域一體化模式。很多國家都在進行這方面的探索，已經式微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談判，也可以看作美國主導的此類嘗試。然而，如何超越舊有的區域一體化機制的束縛，走出更高水平上的區域一體化新道路，才是根本途徑。

　　經貿合作形式的變化，不應僅僅被看作挑戰，更應看作機遇，因為之所以會出現這些變化，根本原因是交通、通訊、資金流通等方面的基礎設施條件有了質的飛躍。在此基礎上，就完全可以考慮一種超越舊有的“關境中心思維”、讓每一個人類成員都互聯互通起來的區域一體化機制。這就是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貿易便利化、資金融通等微觀層面的一體化著手，進而實現民心相通的道路。在這個意義上，“一帶一路”正是響應時代呼喚、能夠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辟新的前進道路的區域一體化安排。

　　“一帶一路”是從微觀到宏觀的新道路

　　近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演化，曾主導人類歷史進程。當代的世界治理和經貿框架，以西方七國集團（G7）、美元流通體制為標志，實際上根基于“跨大西洋體系”，是海洋貿易基礎上的框架。20世紀的世界，可以稱為“海洋文明的世紀”，主導世界的文明，來自英國、美國這樣的海洋國家。“海洋文明的世紀”為人類帶來了當今這個世界，但在這一世界秩序之下，人類也被分在“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之中，并且，“邊緣國家”的人口占全球大多數。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這一套體系暴露出了根本缺陷，走上了下坡路，人類文明必須開創新的道路。

　　橫亙在北半球的亞歐大陸是人類文明的中心，她擁有地球陸地總面積的37％以及全球總人口的60．6％，卻在近代以來一直被當做世界秩序中的邊緣地區。大約1．3萬年前，人類的文明開啟于亞歐大陸中部地區；大約五六千年前，貿易路線已經把亞歐大陸從東到西聯系起來，并且從那時起直至今日一直在不斷地塑造著人類文明。這條聯系起史前、歷史與當代，東方、中亞與西方的偉大貿易路線就是“絲綢之路”。近代以來，海上貿易的發展曾使絲綢之路相對黯淡，然而，今天，“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讓亞歐大陸重新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實施藍圖。與人類文明史同樣長久的交往歷史和廣泛的共同利益，將在藍圖的串聯下，把亞歐大陸聯結為一個整體。“一帶一路”路徑建設是通過“六大經濟走廊”編織溝通與環連歐亞非的經貿和交通網絡：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經濟走廊和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不僅把最具經濟活力的東亞地區與發達的歐洲經濟圈聯系在一起，同時暢通了連接波斯灣和地中海的經貿之路，為亞歐大陸腹地國家的發展提供了契機；中巴經濟走廊、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則將歐亞走廊的經濟效應輻射到了南亞、東南亞、印度洋、南太平洋地區。“一帶一路”的合作重點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經貿合作、產業投資合作、金融合作、生態環境合作、衛生健康合作、海上合作、人文交流合作等八個微觀合作領域。同過實現微觀領域的對接，逐步形成一個水平更高的共同市場，由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觀意義自然會生發出來。可以說，“一帶一路”是一條不同于傳統的“從宏觀到微觀一體化”思路，轉而倡導“從微觀到宏觀”的區域一體化新路。

　　“一帶一路”為區域一體化提供新標準

　　“一帶一路”不僅是區域一體化的新道路，還將為未來的區域一體化乃至全球化提供新的標準。“一帶一路”倡導“五通”，其內涵就是要改變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基礎，在理念上全面超越舊有模式，塑造全球化新標準。具體來說，分為治理機制、合作網絡、貿易體制、貨幣金融和文化交流這五個角度。

　　政策溝通：從G7秩序到包容共贏。西方七國集團（G7）是歐美主導下的全球政治經濟治理機制，是構建小圈子決定全球事務的產物。隨著西方七國占全球經濟總量比重從高峰時期的85％下降到當今的不到50％，G7已不再有能力擅自決定全球事務。而“一帶一路”倡導的合作原則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倡導文明寬容，尊重各國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能夠使每個參與方在平等合作中獲取“正能量”。

　　設施聯通：從“跨大西洋”到“亞歐時代”。近代以來，以大西洋海上貿易路線為紐帶形成的“跨大西洋體系”一直是全球貿易網絡的中心，承載著全球最大的經濟活動總量。而今，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區域已成為世界經濟的新中心，也使得聯通亞洲與歐洲成為全球經濟形成新增長動力的迫切需求。高鐵的發展則為貫通亞歐大陸的陸路聯通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行性，全球經濟合作網絡將進入“亞歐時代”。

　　貿易暢通：從降低關稅到“貿易與投資便利化”。二戰后形成的以WTO為基礎的全球貿易體制，關注重點在于“降低關稅”，這就決定了貿易談判的落腳點是產品關稅。這種狀況其實來自于現行全球貿易體制的隱含假設：貿易的主導方式是海洋貿易，這樣從港口到市場之間就只有海關這一個環節，當然主要談關稅問題。而“一帶一路”則帶來貿易方式的改變，相應地，更加全面的“貿易與投資便利化”主張將更加適應當今的全球價值鏈時代。

　　資金融通：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到人民幣國際化。二戰后形成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從制度上規定了以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盡管20世紀70年代進入浮動匯率制時代，但美國通過“石油必須用美元結算”的規則維持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也帶來美國通過“印鈔”從全球獲取霸權紅利以及金融衍生品過度發展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等一連串后果。而“一帶一路”則為全球帶來貨幣制度上的新機遇，歐洲多國競相設立人民幣結算中心，世界多國競相加入亞投行，表征著全球對人民幣的迫切需求，也說明世界對搭上中國發展高速列車的渴望。

　　民心相通：從“文明的沖突”到命運共同體。冷戰結束后，“文明沖突論”一度成為西方國際治理思想主流，這與西歐文明的擴張史總是伴隨著與各種文化、文明的沖突有關，而這種治理思想卻造成各種地區沖突愈演愈烈。與之不同的是，絲綢之路交往史從不推行特定文明的優越論，一向是在雙方平等交流中實現文化共享。數千年文明交往形成了絲綢之路上多元文明，“民心相通”就是讓多種價值觀的精髓相互學習，為區域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和社會基礎。

　　2008年金融危機暴露出了戰后世界經濟體系的嚴重缺陷，而直到今天世界經濟都沒有走出這場危機的陰影。在這一背景下，有著自然地理與人類文明史雙重基礎的“一帶一路”倡議受到廣泛歡迎，反映了全球對重塑國際秩序的普遍愿望。“一帶一路”提供了一個包容性巨大的發展平臺以及新的合作標準，能夠把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實現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把未來發展引領到優勢互補、休戚與共的新路上來。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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