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爾事件”釀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信任危機。從為患白血病的小朋友轉發、打賞，到質疑其父羅爾有能力自救、此事為營銷行為，一天之內，公眾情緒坐了次過山車。1日，事情有了個初步的結果。經幾方商議：微信平臺將在3天內，將總計2626919.78元的微信用戶贈予款原路退回至用戶零錢包。

　　這不是愛心的第一次折翼：去年8月，南京一個家庭有房有車，患兒獲600萬捐款但后續善款沒有妥善處理，其父遭網友聯名報案詐捐。“羅爾事件”雖暫告段落，相同的劇情卻或許還會上演，擺在人們面前的還是那道關于慈善的新考題：完全陌生人化的網絡空間，如何安放好公眾的愛心？

　　需要肯定的是，網絡自媒體平臺上的慈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公眾的“公共精神”。傳統意義上，慈善救助往往被認為是“政府與企業家的事”，今天，新媒體的低成本讓很多普通人邁開腳步，去踐行公共精神，去兌現“一元錢也是愛”。說到底，被“你給我站住”的標題打動、為孩子天真無邪的笑臉流淚，并不是丟人的事兒。

　　然而，在自媒體平臺極大地降低了求助成本之時，信息的篩選、甄別成本卻也相應提高?，F實中，網上求助的不實信息，確實也不在少數。更何況，還有一些企業、機構和個人，以博取眼淚的方式來進行推廣、宣傳，被人直斥為“帶血的營銷”。

　　在這樣的情況下，正需要讓制度更好地為慈善護航。今年9月1日，中國首部慈善法開始施行。然而，法律總是有滯后性，飛速發展的技術、快速變化的社會，總會出現法律調整不到的盲區。恰如慈善法專家指出的，幫助羅爾營銷的某公司可能因為“非法募捐”承擔相應法律責任，但羅爾通過個人公號“賣文”打賞屬于個人求助而非募捐，不受慈善法的調整。那么，個人求助和慈善募捐，應該如何界定？通過網絡求助的行為，應該如何規范？公募主體、公募行為，又應該如何與信息社會對接？

　　試想，若是求助信息發出之時，不僅包括疾病的嚴重、支出的龐大，而且也說明求助者確實無力負擔，或許比單純的煽情，更讓人能作出合理的判斷。而個人求助之后，所籌集到的資金如何使用、信息如何公開，同樣可以有具體的規定。問題出現之處，也正是可以改進之處。民政部門若能及時介入，把羅爾事件做成經典案例，無疑是對公眾愛心、民間慈善“可持續發展”的保護。而社交平臺的募捐規范、信息審核，同樣可以以此為契機，進行建章立制、調整改善的工作。

　　愛心是容不得褻瀆的。不管是不實的信息，還是有意的隱瞞，都可能讓公眾的愛心受挫。這損害的不僅僅是面對他人的苦難慷慨解囊者，更是那些未來可能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從這個角度上說，法治的規范和調整，并非人為增加門檻，而是對于愛心最好的呵護。

　　在公共生活中，涵養信心和信任；在法治生活中，完善規則與制度。唯有這樣，才不會讓公眾的愛心，在一次次的“狼來了”中被消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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