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元拆遷款為何給了第二承租人

　　日前，昆明人謝覺民夫婦將一塊牌匾送到昆明安寧市人民檢察院?！叭绻皇菣z察院發現其中的問題，4年來，我們四處申訴400多次都是沒有結果的?！敝x覺民說。

　　事情源于20年前他租下的一片荒山。

　　1995年6月，謝覺民夫婦與安寧市太平新城街道辦事處妥睦村簽訂合同，擁有了該村40畝荒山50年的使用權。

　　2003年，謝覺民將這片荒山轉租給經營戶傅杰作養雞場，租期10年。

　　2009年7月，太平新城因開發修建公路，征占了這片荒山上的部分土地，經拆遷辦評估，補償謝覺民39萬余元。傅杰不滿，兩人發生訴訟，最終法院判決，因合同未到期，其中的24.7萬元補償款應歸傅杰所有。

　　2012年，這片地塊整個劃入了太平新區的規劃范圍。根據協議，合同到期后，傅杰在荒地上建造的所有建筑物都將歸謝覺民所有。

　　為了在租賃合同到期前拿到補償款，傅杰多次向太平新城管委會拆遷辦副主任高華“示好”。而實際上，傅杰所建的房屋，并沒有任何用地規劃審批手續，均屬違章建筑。而相關領導在未經核實的情況下，給予了傅杰108萬元的一次性拆遷補償款。

　　而在這一過程中，謝覺民一無所知?！爸钡接幸惶焐仙娇匆娪腥瞬鹞业姆孔?，我向派出所報警后才知道拆遷補償一事。”謝覺民說。

　　當無數次申告無門后，謝覺民夫婦不得已向安寧市人民檢察院提起申訴，檢察官發現了其中的問題。

　　“108萬元拆遷款莫名給了第二承租人，拆遷辦相關人員工作有明顯失誤，卻一直得不到糾正，這就有可能涉嫌瀆職犯罪?！卑矊幨腥嗣駲z察院檢察長肖潔說。

　　經過調查，事實很快水落石出。干警們發現，傅杰收到第二筆補償款的當天，就送給高華現金10萬元，高華將其中的1萬元轉送給相關負責人，這名負責人后來將1萬元退還給了傅杰。

　　2015年4月，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高華因玩忽職守罪、受賄罪，數罪并罰，判處有期徒刑5年。傅杰因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了行賄事實，并退繳了全部涉案拆遷款，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2年。

　　征地補償中的蹊蹺

　　“高華一案，暴露出目前一些基層組織在征地拆遷補償過程中的諸多漏洞?！币晃粰z察官分析說。

　　據高華供述，那天，他帶著拆遷辦和評估公司的工作人員到傅杰的養殖場后，他就去另一個村辦事了，沒有參與評估；同時，他既沒有讓傅杰提供相關材料，也沒有通知這一地塊的受讓人謝覺民以及土地所有權人妥睦村委會以及村干部等參與拆遷評估工作。拆遷的相關內容也沒有進行公示。僅自己設立了一個拆遷名目，便與傅杰簽訂了拆遷補償協議。

　　“目前，為使工作順利進行，組織征地拆遷部門或個人被賦予了較多的職權和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間，這就使一些基層干部理解為可以不履行公示公告程序，暗箱操作。”這位檢察官說。

　　在查辦此案的同時，云南省玉溪市澄江縣檢察院也查辦了一起損害村民利益的征地補償案件。

　　位于云南省澄江縣、化寧縣和江川縣境內的撫仙湖，是中國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泊，也是珠江源頭第一大湖，由于水質不斷下降，當地啟動了濕地建設工程，對沿湖100米范圍內的田地進行征收。

　　然而，征地工作卻在澄江縣大河口村小組出現了意外。

　　時任大河口村小組組長李玉春測量到自家田地時，不但不回避，還拿過皮尺自己動手測量，同行的陳志福等人，稱“天氣太熱”，跑到一邊去“乘涼”，假裝沒有看見。李玉春測量中多次放松皮尺，叫記錄員修改數據。一“松”一“改”，他家的田地就憑空多出了322.50平方米，多得了補償費8.5萬余元。

　　陳志福是李玉春的前任，當過近10年的組長，對村里的土地了如指掌。當審核被征土地時，他發現村民劉榮坤名下的田地多登記了一畝多，但由于劉榮坤是陳志福妹妹陳志秀的親戚，他并沒有提出異議。兩個月后，多登記田地的補償款17.5萬余元打到了劉榮坤的賬戶，劉榮坤從中取了5.8萬元給陳志福，又給了陳志秀5.8萬元。

　　與此同時，陳志福還隱瞞在外地教書的大兒媳的教師身份，將其申報為待分配對象，為大兒媳“爭得”土地補償費近1.6萬多元。

　　由于村干部“做手腳”，村民的征地補償費“縮水”，由此引起了村民持續的群體性上訪，在紀檢監察部門和檢察機關的聯合調查中，任性“村官”浮出水面。

　　最終，陳志福、李玉春、陳志秀、劉榮坤分別以貪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5年不等。

　　“蒼蠅”式腐敗帶給群眾的傷害更直接

　　近年來，農村可支配資源增多的同時，鄉鎮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和村級“兩委”干部、村民小組長、會計等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也不斷頻發。據統計，云南省委紀委去年查處村官違紀違法案件2128件2358人，占全省紀委立案總數的37.69%。其中，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違紀違法案件621件552人。

　　“農村基層不斷出現‘蠅貪’‘蟻貪’，往往與缺乏監督有關。”澄江縣人民檢察院一位檢察官分析說，在大河口村小組的征地中，街道辦工作組把征地工作的重任放手給了村組，自己只做幫助、協調、指導等次要工作，存在失職行為。而同時，“社區監督委員會”不會監督、不愿監督、不敢監督，沒有發揮好監督職能。

　　此外，檢察機關的辦案人員還發現，農村征地拆遷中的職務犯罪有不少共同點：如參與征地拆遷補償的工作人員組成較復雜，人員素質參差不齊，法律知識欠缺；雖然不少村委會都成立了村務監督委員會，但與之相配套的制度并不健全，多數“村監委”還沒有與監督職能相適應的監督、約束和懲罰制度，導致一些村官膽大妄為；在征地分類、勘查丈量、補償款發放等關鍵環節，組織形式不嚴明，缺乏規范的操作流程；一些人員多次參與相關工作，權力過于集中。

　　“這些‘蒼蠅’式腐敗，雖然作案手法簡單，數額不大，但帶給群眾的傷害更直接、影響更加惡劣?！痹颇鲜∪嗣駲z察院一位負責人說，打“老虎”的同時也要拍“蒼蠅”，嚴厲懲治直接侵害群眾切身利益的“蠅貪”“蟻貪”，查找農村基層職務犯罪風險點，堵塞漏洞、健全制度，把他們侵占的利益歸還給人民，才能更好地維護農村的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