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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春節過后，山西太原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城中村改造”正式啟動，親賢村也在改造之列。目前，該片區的拆遷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但在鋪設了防塵綠網的空地中，至今仍有3戶居民選擇了“堅守”。65歲的韓老太太是其中之一，她是別人眼中的“釘子戶”，她直言不想當“釘子戶”，雖然自己可以拿到400余萬元的補償，但她還是擔心以后的日子沒著落。

　　城中村改造對于城市整體建設而言無疑是好事，但是，如果在此過程中忽略了村民的選擇權與實質利益，對村民個體而言，則可能是災難。須明確，如果是政府為了建設公路等公共設施，基于“公共利益”，征收、征用土地及附著房屋，即便被征收人不同意，政府也有權對之作出強征決定，如果決定得不到落實，主管部門可以依法申請法院進行強制拆遷。

　　而城中村改造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都由政府主導，但這并不等同于政府因公共利益依法征收、征用土地，城中村土地一般為村集體所有，村民對其自留地及承包地有土地使用權，對自留地上的房屋有所有權。城中村改造更多的需要靠村委會以村民自治的方式推動，由村委會或投資方與被拆遷村民進行溝通，通過民事經濟交易的方式實現自愿拆遷，如果雙方達不成一致就不能采取任何強制措施。

　　這一方面意味著，當地拆遷主體對韓老太太家進行斷水、斷電予以脅迫，已經涉嫌違法；另一方面也意味著，無論村民出于何種原因不同意拆遷都應尊重村民的自由選擇權，尤其是對那些對“故土”有特殊感情不愿離開的村民，也要以寬容待之，允許其繼續保有房屋。這或許與整體規劃相沖突，但這些“補丁”恰恰是一個城市尊重公眾權益的標志。

　　而更多的人不配合拆遷則是出于對補償方案的不滿，對此，拆遷方不能為了達到拆遷目的，在補償標準上因人而異，這不僅有悖公平，更將造成土地流轉過程中的惡性循環。更需要做的是，根據村民現實需要，靈活運用多種補償方法。比如，讓村民以土地入股參與經營或者提供就業等等，讓村民的未來有著落。沒著落，也正是韓老太太的擔憂。

　　事實上，太原市出臺的《關于進一步規范城中村改造的若干意見》明確規定，“城中村改造完成后，原村民依法享有集體收益分配；按規定納入城鎮居民醫療和城鎮居民養老等保險體系。達不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按照規定享受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可以說，該意見為解決失地村民出路問題提供了有益思路。相關政策有沒有在親賢村的拆遷方案中充分體現？方案利好有沒有讓韓老太太充分知悉？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正是這起釘子戶事件的起因所在，也是事件解決的路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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