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見習記者 韓丹東 □　本報記者 　　廉穎婷

　　極低的行業門檻和足不出戶就可賺錢的誘惑，使得網絡主播隊伍迅速膨脹，陷入野蠻增長的怪圈。有的網絡主播為了走紅，應粉絲要求，不該脫的也脫，不該露的也露，不該做的也做，不該說的也說，目的是讓“金主”得到所謂的刺激和快感。原本干凈的直播間被搞得烏煙瘴氣。

　　網絡不是法外之地，相關部門對網絡直播平臺的專項治理工作應該建立長效機制，應制度化和常態化。網絡直播平臺也應建立自律機制。

　　“月入六位數”“打賞”……萬花筒般的網絡直播，讓主播們名利雙收，招人艷羨。與此同時，一些主播為了“出位”而不擇手段。據報道，一名為“play有喜”的網絡男主播闖入南京某學校，公開直播騷擾女生。更為吊詭的是，這名網絡男主播的行為被校內保安阻止后，其粉絲未譴責該主播反而在網上辱罵師生……

　　網絡主播本該是一個既娛樂大眾，又延伸“互聯網+”的新興行業，但在靠窺私欲和荷爾蒙激活的“網紅經濟”下，卻成為惹是生非的“低俗麥克風”。

　　行業準入門檻低

　　作為互聯網爆發式發展的時代產物，風起云涌的網絡直播降低了“走紅”的門檻，讓眾多“草根”有了一夜成名的可能——一個麥克風、一個攝像頭成了網絡空間里的掘金工具。

　　在某平臺做游戲直播的“七七”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注冊一個網絡直播賬號很簡單，根據系統提示填寫資料，之后驗證手機，然后上傳身份證照片進行實名認證，最后完成銀行卡認證。這些認證之后提交審核，一般只要年滿18周歲都可以通過審核。”

　　據“七七”介紹，審核通過后就可以開播了，但前期類似于“玩票”性質，當關注度達到一定數量后就可以申請和平臺簽約了。

　　“網絡主播主要分為線上和線下兩種，線下是由平臺提供場地和設備，需按時上班；線上需要有自己的直播場地和設備，只是和平臺簽有協議而已。不論是線上還是線下，都沒有一個明確的招人標準，只要你愿意做，基本都可以。”據行業內人士介紹，做主播，要有才藝，要敢于大膽秀出自己，對身高、年齡、顏值沒有太多要求。

　　極低的行業門檻和足不出戶就可賺錢的誘惑，使得網絡主播隊伍迅速膨脹，陷入野蠻增長的怪圈。

　　華東師范大學大四女生安桃是一位音頻主播，她告訴記者：“我一直堅持做音頻主播，沒有做視頻主播，一方面是出于我對聲音的喜愛，另一方面是希望別人喜歡我是因為我的能力、我的才華，而不是太表面的東西。當然，并不是說所有的視頻主播都沒有才華，但我相信他們第一眼吸引粉絲的，大多不是才藝。”

　　安桃介紹，她周邊也有同學做視頻主播，他們中有些人為了吸引粉絲、贏得關注，可謂花樣百出，有些言行舉止確實有些過，有些主播為“上位”更是各種底線全無。“我也有做視頻主播的打算，但基于行業亂象，我必須有自己的原則，有自己的底線”。

　　據上述行業內人士稱，網絡主播在經紀人的勸說下，或在網友的追捧聲中，往往選擇游走在摻雜色情、違法的灰色地帶。

　　對于隔三差五爆出的“主播事件”，“七七”直言：“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其實，在這種事情上，最受害的就是我們這些干凈的女主播，雖然偶爾賣個萌，唱個歌，但我們的尺度一直很嚴。隨著一系列事件的曝光，知道我做女主播的朋友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

　　“現在網絡主播的準入門檻太低，在實名制的基礎上也應考慮規定一些相應的條件。”中國傳媒大學政治與法律學院法律系副主任鄭寧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比如探索建立網絡分級制度，因為現在未成年人觀看網絡直播的太多了，在這種情況下，禁止不良信息在更大程度上是為了保護未成年人。

　　對于魚龍混雜的網絡主播圈，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認為，“互聯網低俗化是國內外共同面對的問題。低俗化對弘揚正氣、提升正能量、引導正確輿論觀都有很大挑戰。針對現在出現的問題，最重要的解決辦法是提升網民素質，主要是提升法治意識和世界觀。從法律上講，要注重底線性規定和追責機制。底線性就是要求直播者的行為要符合法律底線和社會公序良俗底線。追責就是要求網站對直播者身份進行有效核查，落實網絡實名制”。

　　畸形的盈利模式

　　是什么讓那些稱得上小鮮肉的網絡美女主播在直播間里大膽脫衣、言語挑逗呢？

　　據媒體報道，在斗魚、歪歪、一起秀等網絡直播平臺上，年收入上百萬元的人氣主播滿把抓，有的最高年收入甚至超過1000萬元。

　　網絡主播當真是暴利行業？

　　一名網絡直播平臺的工作人員透露，“網絡主播的收入主要靠網友‘打賞’。所謂‘打賞’,即會員在直播平臺通過充值方式購買道具或禮物，主播收到的‘禮物’,一般不會折現直接進入主播個人賬戶，而是被其所在的直播平臺抽成，不同等級的主播拿到的底薪和提成比例也不一樣。如果主播擁有海量的粉絲、等級也高，那他的收益就會很高，可以輕易將粉絲的關注和支持變現”。

　　“靠‘打賞’獲得收益，是典型的關注度經濟和粉絲經濟，這實際是過時的經濟模式。未來的互聯網經濟業態是意愿經濟，市場主體并非是主播或網站，而是用戶。通過對用戶特殊習慣和需求的直播，將是未來黏連用戶的重要途徑。未來的經濟模式，還是將互聯網免費模式進行深化，平臺將依靠大數據、精準廣告來獲取利潤，而非‘打賞’的分成。”朱巍說。

　　上述業內人士介紹，按現在的準入標準，誰都可以當網絡主播，但要成為真正的“網絡紅人”很不容易。“顏值”高者，往往會發現有數不清的更高“顏值”者；有才藝、智商“爆表”的人會悲催地發現，“學霸”太多，想脫穎而出也很難。

　　“于是，炒作便成了網絡主播躋身更高層次、獲取更高關注和更多資源的最基本手段，但炒作的人太多，就越來越考驗獨特性、稀缺性。空前的競爭壓力，催生了網絡主播的炒作方式不斷推陳出新。”上述業內人士透露。

　　“在主播的粉絲中，‘土豪’比比皆是，他們可以為心儀的主播一擲千金，連眉頭都不會皺一下。主播為了讓粉絲開心，收獲更多的‘打賞’,自然各顯神通，盡情盡興地表演。”上述網絡直播平臺工作人員說，有的網絡主播應粉絲要求，不該脫的也脫，不該露的也露，不該做的也做，不該說的也說，目的是讓“金主”得到所謂的刺激和快感。因此，原本干凈的直播間被搞得烏煙瘴氣。

　　對此，鄭寧說：“這種盈利模式是不能持久的，平臺靠色情、低俗信息來獲取利潤有很大的法律風險，所以網絡平臺和網絡主播應重新去定位、去思考到底靠什么吸引粉絲。”

　　朱巍說：“規范網絡主播的行為勢在必行。規范有兩種途徑，一是對主體進行規范。這主要是指，網絡直播平臺應對真實身份盡到核查義務，同時應對主播進行一定的法治培訓。二是對行為進行規范，國家網信辦規定的‘七條底線’應是網絡主播行為的底線。”

　　監管需要“兩手抓”

　　網絡直播江湖草莽叢生。“網絡主播”這一本屬中性的詞匯，也因此蒙受污名。

　　對此，業內人士說，隔三差五的“主播事件”已說明：在這個領域，有市場、有平臺、有創富的熱情、有逐利的沖動，唯獨沒有制衡的技術、沒有監管的“撒手锏”。于是，千千萬萬個“直播間”，如同網絡輿情中的定時炸彈，隔三差五爆炸一回。

　　“現在的網絡直播都是實時的，監管實際上具有滯后性。因此，需要探討如何建立預防機制。網絡直播平臺一方面要加強對主播的審核；另一方面，平臺要加強監管職責。”鄭寧說，事實上，有些技術手段是可以在短時間內發現平臺問題的，如果在后臺看到一個直播間粉絲特別集中，流量特別多，就要做重點監管，看看是不是存在違法問題。另外，要完善舉報投訴機制，發動網友來制止這樣的行為。

　　近日，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表示，針對近期網絡直播類平臺出現的涉“黃”涉“低俗”情況，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組織相關部門深入查處，嚴厲打擊頂風制作傳播淫穢色情信息的網絡直播平臺，進一步清朗網上空間。

　　安桃說，規范視頻主播行為應該有一個規范化的制度，有些人打“擦邊球”就是因為這個規范化的制度不存在。在一些網絡直播中，雖然會有一些色情或者暴力的東西，但是怎樣才算暴力、怎樣才算色情，應該有明確的界定。

　　“對于互聯網平臺傳播色情淫穢信息，我國法律是有規定的。比如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六十八條、第六十九條對相關傳播淫穢物品的行為有處罰措施，同時，刑法中也規定了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還有互聯網信息管理服務辦法也對互聯網平臺傳播淫穢色情信息規定了相應的措施。”鄭寧說，之所以現在有這么多主播打“擦邊球”，關鍵在界定怎樣的行為構成淫穢色情還比較困難。

　　朱巍說，最近直播網站出現了大量不合規的經營情況，網絡不是法外之地，也不是沒有道德的地方。現在的問題并非是無法可依，而是執法不嚴。相關部門對網絡直播平臺的專項治理工作應該建立長效機制，應制度化和常態化。

　　據了解，目前，個別網絡直播平臺已出臺自律公約，以期治理網絡主播亂象。

　　朱巍說：“網絡直播平臺應嚴格按照司法解釋、約談十條、賬號十條、微信十條相關法律法規，區分避風港規則和紅旗規則的適用，加強網站社會責任的承擔。”

　　“監管部門的能力和手段確實很有限，雖然最近‘掃黃打非’辦要重點查處，但這種運動式執法往往是一陣風的，因此，長效的監管機制還是要靠平臺來建立。如果平臺不去完善監管機制，監管部門可以對其進行相應的處罰。”鄭寧說。

　　對此，朱巍表示，“第一步，要落實網絡實名制，特別是對網絡主播的身份核實工作；第二步，要落實在線舉報機制；第三步，要叫停一些涉黃、涉賭為主要內容的網絡直播平臺；第四步，要盡快成立適用于全行業的自律機制；第五步，要加強網站工作人員的法治教育，提升網友整體素質”。

　　制圖／李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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