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田的女兒經常一個人蜷縮在沙發上發呆

事發后，小田再次來到事發地

　　法院只支持“已發生”的康復費用 后期費用需“隨花隨訴” 眾家長選擇一次性調解

　　10月28日，寧夏教師性侵12名幼女案二審開庭。靈武市鄉村教師黃振辛，因犯強奸罪、猥褻兒童罪，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隨后，銀川市檢察院以“量刑畸輕”為由提起抗訴。目前，該案尚未宣判。

　　一審庭審中，12名受害兒童的代理人提起了每人約18萬元的心理康復費等訴求。囿于法庭只支持的“已經發生”的費用，而前期心理康復費只有1800元。依照判決，每個家庭得到的賠償將不足兩千元。如果接受調解，則可得到5萬元的調解款。最終，12名受害兒童家長，選擇撤回訴求，簽約調解。

　　2013年10月23日，四部委聯發《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首次將遭受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精神康復費用納入判賠范圍，這被視為最大“亮點”。然而兩年過去了，記者調查得知，由于該條款宣傳不夠，加之沒有配套的實操細則，很多基層審判人員對此并不知曉，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家庭更少提起相關賠償。個別提起的訴求，因需提起多次訴訟給當事家庭帶來的“負擔”，多被地方從“維穩”考慮的調解協議所替代。至今全國鮮有判例。

　　從銀川到靈武，百十公里近一小時的車程。小田的家，像村內很多人家一樣，貼有象征富足的瓷磚。雖然女兒已經7歲過半，當年夫妻倆的婚紗照卻還掛在墻上。

　　作為寧夏靈武性侵12名幼童案的“揭蓋人”，小田夫婦的女兒是12名受害者之一。去年4月18日，循著兩名“斗嘴”女孩曝出的驚天秘密，小田夫婦經向同校就讀的女兒小心詢問，繼而與周圍數位家長核實，幼兒園男老師黃振辛性侵女童長達一年的事實浮出水面。

　　“鄰居告訴我媳婦兒，她聽見兩家女孩鬧嘴時，嚷出了‘你跟老師親嘴，他還扒你褲子’的話。媳婦兒和我起先不信，后來決定向女兒核實，她才說出老師用‘牛牛’(當地土話)蹭自己下邊。”小田說。

　　女兒所在的幼兒園，是靈武市郝家橋鎮狼皮子梁學校下設在漫水塘村的教學點。全校只有黃振辛一名男教師，掌管著全班二十幾名學生，其中一半是4到7歲不等的女孩。

　　當晚，小田撥打了110。第二天上午，54歲的黃振辛因涉嫌猥褻兒童罪被警方帶走。隨后一系列的偵查證實，該校12名女童，均遭到過性侵。

　　2015年8月5日，銀川市中院一審判決黃振辛無期徒刑，認定其在教室、操場等地，對12名女童進行過強奸或猥褻。

　　丟魂的女兒

　　一直對報警選擇表示無悔的小田，很快發現第一張多米諾骨牌推倒后，后面的局面無法掌控。

　　女兒的性情突變，令他措手不及。

　　每隔一兩夜，入睡后的女兒便會噩夢連連。她時而蜷著身子翻滾，時而叫嚷“那里有蟲”。

　　白天，她常一人蜷縮在沙發上，雙手夾在腿部，將一雙空洞無神的眼睛望向上方。任憑家人怎么勸說，她就是不肯挪地兒，再哄便哭。

　　“有天傍晚我開車回家，看見她一人坐在村頭的石階上。身后的太陽就要落山，背光中她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女兒那刻孤獨無助的身影深深刺痛了小田，他趕忙掏出手機，拍下了女兒的那個瞬間。

　　事發一年零7個月后，小田車上播放器的SD卡，還留存著他給女兒“偷拍”的各種照片和視頻。上面的影像，定格在去年5月到6月，事發初期那段最難挨的時日。

　　小田女兒的情況曾一度出現好轉。誰知，一入讀小學，她便顯示出種種的不適。

　　“一上學，她便三天兩頭被請家長。老師看她聽不懂，把她調到前排眼皮底下，結果一提問還是什么都不會。你說，一年級的功課能有多難？”孩子的爺爺邊說邊搖頭。

　　11月17日傍晚，就在記者采訪之際，放學歸來的女兒，給小田掏出兩張期中聯考試卷，上面的成績顯示，語文22分、數學33分。

　　瞬間，小田便變得無語。過了一會兒，小田指著屋外一人高的院墻說，從前那個爬墻上樹“男孩兒型”女兒，再也找不見了。

　　“你要問那事對咱孩子的影響，出事前，她是我四個孫輩中最聰明的一個，現在，她是最笨的一個。一句話，從那以后，她丟魂兒了。”一邊的爺爺補充道。

　　離開小田家時，女兒正趴在床上畫畫。A4紙大的畫本上，她只選取了六分之一的邊角構圖，畫面中密密麻麻“疊摞”著各種看不出形狀的東西。

　　另一幅水果臨摹畫中，本應五顏六色的水果，被她一概涂成黑色，彩筆就在一旁的書包里。

　　“一年半前，她被送來心理療傷時，選取的就是黑色或深褐色的畫筆，然后在畫紙上涂成黑黑一團。從心理學角度分析，她畫面上的麻亂黑團，是內心‘黑洞’的一種象征，是傷害帶給孩子內心陰影的一種投射。”寧夏艾伊健康研究中心的陳廣麗說，一年半前，他們曾給受害兒童做過四五次心理干預，“沒想到，現在她的內心世界仍處于封閉之中。”

　　失控的母親

　　11月15日，記者初訪小馬。臉上寫滿疲憊的他，發頂盡顯稀疏，與他未足而立的年齡很不符。

　　作為12個受害兒童的家長代表，事發后，小馬一直四處求助，上北京、赴上海、闖銀川，靠販養肉羊為生的他，由于疏于照料羊群，羊只染病死了不少。近來羊價大跌近半，靠羊為生的他，前后損失了二三十萬元。

　　他的低迷不振，曾被人們解讀為生意受挫，但在沉默許久后，他向記者吐露了真正的“心結”。

　　“孩子這事出來后，我媳婦兒的性子變得暴躁。原來她最疼這個女兒，現在沒事就拿她撒氣。每次進羊回來，兒子就會悄悄告狀，說媽媽又罵姐姐了。偶爾忍不住時，女兒也會直接哭訴，說我不在時，媽媽又打她了怎樣怎樣……”

　　小馬因為生計，經常要在寧夏、內蒙古、甘肅等地奔波，一年365天，一半以上的時間不能著家。

　　在有數的幾天居家的時日，為女兒的事和媳婦兒鬧別扭，就成了家常便飯。“事發后，女兒落下了一個毛病，就是夜半突然吵鬧，怎么喊也喊不醒。一到這時，我媳婦兒就會罵她，而我就會罵我媳婦兒。最后，就是我開車離家，開到一個沒人的地方，獨自在車里呆上一天。”

　　小馬告訴記者，其實這也不能全怪媳婦兒。他們當地的文化風俗，將女人的“貞潔”看得很重，女兒遭性侵這事一出，觀念保守的媳婦兒，難免會認為她變得“很臟”，不再“干凈”。

　　“最沖動時，她甚至對女兒說過‘你怎么還不去死啊’這樣的話，每到這時，我就感到心痛得不行！”

　　面對來訪的客人，小馬的女兒會以這樣的姿勢迎客：依墻而立、身體前傾、雙手低垂、眼光躲閃。一眼望去，像是個犯了錯甚至正在悔罪的人。

　　“我就是‘恨’她，恨她當時為什么不告訴我！”小馬的媳婦兒這樣向塔拉解釋，后者是來自北京尚衡(呼和浩特)律師事務所為他們提供法律支持的援助律師。

　　在塔拉眼中，小馬媳婦兒的這種“自我辯護”，其實是另一種自責，是在為自己作為母親的保護“失守”尋找出口，只是在下意識中，她把對自己的不滿找茬發泄向了孩子。

　　中國科學院保護兒童及家庭心理支援中心主任龍迪博士，長期進行遭受性侵犯的家庭經驗的跟蹤研究。

　　在她看來，國外研究已經證實，遭受性侵犯的經歷并不必然導致受害者的終生心理創傷，家人給予的支持最能減少孩子的心理傷害。反之，家人如果不能給予孩子正向的幫助，很有可能“在孩子傷口上撒鹽”，對孩子造成更嚴重的“二次傷害”。

　　“性侵害發生后，不光是孩子本人，他們的家人也亟須專業的心理干預。可惜的是，專業人員和現有的政策法規，在關心孩子的同時，常常忽視幫助其家人治愈療傷，導致家庭難以給孩子未來健康成長提供有力支持。”龍迪認為。

　　無奈的撤訴

　　在12個受害家庭中，老白的家境屬于下等。因為他們夫婦，始終在家務農，靠六七畝地種玉米謀生。

　　“玉米一年只產一季，按每斤1元左右的價格，1400斤左右的畝產，收入約1400多元。扣除化肥、人工、水電等，一年的總收入在六七千元。”老白告訴記者。

　　老白家有兩個孩子，出事的是老大。按老白的描述，至今為止，女兒仍然膽小怕人，“天一擦黑就不敢出去”。

　　在黃振辛被提起公訴的同時，12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律師，為受害兒童提供了法律援助，其中重要一項，就是代為提起附帶民事的賠償請求。他們向黃振辛及教育主管部門等五被告，為每位被害人提起連帶賠償各種損失約19萬元。

　　“這筆錢不是空穴來風，而是確有出處。其中約18萬元，是心理專家對受害女童逐一測評后，給每人開出的約18萬元的后期心理康復費用。”小田家的代理律師、廣西方園律師事務所吳暉說。

　　四部委《意見》出臺后，吳暉一直關注性侵兒童的心理康復費落實情況，并進行了多方調研。

　　“按照《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法院只支持已遭受的人身損害和必然發生的損失，而精神康復的費用沒有涵蓋在內。四部委的《意見》，首次將性侵兒童的精神診治費用，納入賠償范圍，這是未成年人保護的最大亮點。”就未成年人性侵案件而言，吳暉認為，相比人身創傷，她們的心理創傷可能更嚴重。

　　北京大學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副主任徐凱文博士，在事發半年后，奔赴當地為這12名受害兒童做過一系列心理測評。在他提供的《受害兒童心理創傷癥狀評估表》中，有三名女孩的心理創傷程度達到5分的最高分值，平均分數為4.7分。

　　在這創傷度最高的三人中，就有遭母親“唾罵”的小馬的女兒。

　　“春風網”是大陸第一個預防性侵犯、援助遭遇者的公益平臺，創始人隋雙戈博士說：“童年時期的性傷害是最嚴重的心理創傷之一，其心理和社會功能的損害往往是長期的，需要盡早和系統的心理干預。”

　　去年5、6月份，12名受害兒童赴銀川做過四五次心理咨詢，這筆費用為每人1800元。

　　“一審開庭時，我們提出了18萬的心理康復費用。依照法律，法院只支持‘已經’發生的費用，所以，走判決，每個受害人只能得到1800元的賠償。”吳暉介紹，18萬元的康復費用很難“一次性”得到解決，后期的康復費用只能以‘實報實銷’的方式，花費一筆索賠一筆，“并且需要向被告人提起訴訟追討”。

　　對于老白和他的家庭來說，在1800元的判決，和5萬元的維穩調解款之間，選擇并不難，因為這筆錢是他家七八年的總收入。

　　“我不要1800元，只想要這5萬元。”老白的聲音聽上去微弱但很堅定。他的選擇代表了更多家長的意見。在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律師們放棄了法律上的突破判例，選擇撤訴并簽訂了調解書。

　　調解款的用處

　　在漫水塘村，這12戶遭受性侵的家庭，集中在方圓2公里的范圍內。誰家有什么動靜，轉眼間便會四散開來。

　　記者在村中走訪時，見到村西一家新起的房子。據一位不愿具名的家長透露，7、8月份調解款一到手，這家人便起了新房。在當地，起這樣一棟房子，恰好要五六萬元。

　　問他從何判斷蓋房是動用的這筆賠償金，這位家長回答：同在一村，彼此的家底互相知曉。

　　記者從多位受害兒童家長處得知，5萬元的調解款拿到后，他們基本都原封不動存了起來，沒有一人拿出為孩子做后期心理干預治療。

　　“干脆直接存了定期。”小田表示。而老白的意思是，既然這筆錢是女兒身上得來，他不管多窮，將來也要全部花到女兒身上。至于怎么花，他目前還沒有想好。

　　相比于小田和老白，老楊的打算則更“宏偉”一些：他準備近期去廣州打工，多攢些錢，然后和這筆錢湊在一起，帶女兒遠離這個地方。

　　事發后，老楊和小馬，選擇了讓孩子去20公里外的吳忠市就讀。而在堅持兩個學期后，每天每人20元的車費，一年高達5000元的巨額交通費，壓得兩位竭力想保護孩子的父親喘不過氣。這學期，孩子已被他們無奈地轉回了當地學校。

　　小馬給記者算過一筆賬，現在全村近200戶人家、1100人，都知曉這12名孩子遭受性侵之事。孩子現在就讀的白頭崗小學，包括鄰近4個村子的300名學生。一旦升入狼皮子梁中學，范圍將會擴大到附近10個村的1000多名學生。到那時，已經懂事的孩子，不知將會遭遇什么。

　　在小馬看來，掙到足夠的錢，在吳忠市買房徹底離開靈武市，才是女兒唯一的出路。相比于做后期心理干預，他認為，最好的選擇是慢慢淡忘，別再提起這事。

　　尷尬的零判例

　　記者調查得知，就在靈武性侵案今年1月開庭之際，距離靈武市230公里的寧夏海原縣，也發生了一起性侵9名女童案件，犯罪嫌疑人是該縣甜水鄉的小學教師楊某。他在給學生上課之際，猥褻了班上9名女生。

　　作為該案的援助律師，塔拉告訴記者，最終這起案件的刑事附帶民事部分，也是通過調解達成和解，每位受害幼女同樣獲得了數萬元的賠償。當然，與靈武案調解協議一樣，和解的條件之一，就是不容許向新聞媒體泄露案情。

　　據媒體報道，2014年12月18日，廣西集中宣判了八起性侵兒童犯罪案件，最小的受害者年僅4歲。這其中，就有河池市中院審理的一名51歲農民強奸3名不滿10歲少女的案件。

　　吳暉通過調研了解到，河池中院有關法官，在此類案件中從未收到過附帶民事的訴訟請求，甚至一些基層審判人員，都不曉得有被稱為“亮點”的《意見》，可以支持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康復費用。

　　銀川中院的一審法官也向吳暉透露，六年來，他只受理過一起在性侵案件中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請求的，但當事人并非未成年人。

　　而在廣西高院刑三庭一位專門審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官看來，她更關注的是此類賠償能否落實。“如果加害人是老師，根據《意見》精神，還可以把學校扯進來列為被告，而如果是一個沒有賠償能力的被告人，即使判了也執行不了。最后還不是靠司法救濟的錢來解決。”

　　據悉，對于沒有賠償能力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法院對確有困難的被害人，一般動用司法救濟經費，這筆款項的上限，在廣西是3萬元，在寧夏是5萬元。但這種救濟只是一次性的。

　　記者交叉查詢了裁判文書網等數據網站，發現《意見》頒布兩年來，此類案件的附帶民事訴訟判決中，尚沒有一起對心理康復治療予以認定的。

　　銀川中院的主審法官認為，從兒童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調解無疑可以讓受害家庭拿到更多的賠償，也免去了一次又一次的訴訟追討帶給孩子的不停傷害。

　　但在吳暉看來，調解不能替代判決。一起典型案例，通過有效判決，會對社會起到更大的警示、教育及防范作用。更何況，這筆錢的用途，本來指向的是受害兒童的精神康復專用，現在以調解的名義一發，大部分成了受害家庭的一筆新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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