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十余個省份

　　十幾年間，她先后去了新疆、云南、山東、廣西、北京等十個省份，“我像瘋了一樣，別人只要告訴我線索，我根本不想靠譜不靠譜，馬上就動身去了。”

　　1998年3月和1998年9月，齊學山、齊保山分別被警方抓獲，而兩人的落網，都是李桂英提供的線索。項城市公安局一位民警承認，在抓捕中，李桂英的線索確實起到了作用。

　　直到齊學山、齊保山的案子審理結束，李桂英再也沒有接到齊金山、齊海營、齊闊軍三人的有效線索。

　　一晃就是兩年多。李桂英說，2000年秋，她終于聽到自己認為的可靠消息，齊坡村有一個村民告訴她，齊金山、齊海營、齊闊軍在新疆開車幫別人運貨。

　　但該村民只說在新疆大城市，并不清楚具體在哪個城市。李桂英坐不住了，她找來地圖，查到兩個新疆的大城市，一個烏魯木齊、一個伊犁。她請求自己的姐夫去伊犁，自己坐了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去了烏魯木齊。

　　到了烏魯木齊，李桂英買了一副墨鏡，一頂帽子。李桂英說，第一次出門，很害怕，“就算我遇到這幾個兇手，他們把我害了也沒人知道。”所以自己得先裝扮一下。

　　出發前，有親戚勸她，可以帶個男人一起壯膽。李桂英拒絕了，“我這個人很講究，帶一個男人出去，不是招來閑言碎語嗎？”

　　烏魯木齊比她想象的大，李桂英花了一個月時間也沒有走完所有的地方，兇手的信息更是杳如黃鶴。最后幾天，李桂英帶的錢快花光了，沒錢住賓館，就在一所大學的操場上睡了幾天。腳上的鞋子鞋底也快走掉了，啪啪拍打著腳底。她遇到一個好心人，送給她一雙鞋，穿著這雙鞋子回到了河南項城。而在伊犁的姐夫也沒有得到任何線索。

　　回到家里，已經是冬初，李桂英五個孩子，兩個讀初中，三個讀小學。李桂英離開家之前，把其中三個小的孩子寄養到了親戚家。

　　孩子要養，仇也要報。

　　在齊坡村村民眼里，李桂英過得很苦，拉扯這幾個孩子就不容易了，還要照顧地里的活兒，還要出門去找嫌疑人。

　　“我媽后來請了親戚幫我們管機床，她自己出去找嫌疑人，回家就日夜不停忙地里的活兒，到處跑著賣釘子。”李桂英的大兒子周周提起李桂英當年的經歷說，“我覺得在全中國沒有她這樣的女人。”

　　周周保留著一張李桂英十幾年前的照片，照片上的李桂英臉頰結著傷疤，“那年冬天，釘子價錢高，她騎自行車到處推銷釘子，送貨，想趁著行情好多掙點錢，臉凍壞了。”

　　李桂英說，十幾年來，她無數次去項城市公安局，得到的回復是“我們沒閑著，一直在關注你這個案子，但是你要提供有效線索，我們不能撲空。”

　　在接受河南當地一家媒體采訪時，李桂英說，17年來，公檢法的大門我都快踏破了，我的辛酸，十馬車也拉不完。

　　項城市公安局一位民警認可李桂英的說法，但他表示“不能說李桂英說一個線索，我們就去抓人，我們的經費和警力都不夠。”

　　李桂英說，她理解公安局的難處，就自己出發去核實線索。十幾年間，她先后去了新疆、云南、山東、廣西、北京等十個省份，“我像瘋了一樣，別人只要告訴我線索，我根本不想靠譜不靠譜，馬上就動身去了。”

　　“但線索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人給我線索，也有人給仇家報信。”李桂英說，就這樣的，她多次撲空。

　　轉機出現在2011年，李桂英無意中得到了一個新疆的手機號碼。

　　“因為以前聽說過他們在新疆，對新疆的號碼就很在意。”

　　“我當時就覺得這個新疆電話是齊金山的。”她把齊金山的身份及公安部門的追捕信息交給了新疆警方。

　　2011年3月的一天，新疆警方傳給李桂英一個視頻，視頻中，一個男子正在悠閑地蹺著二郎腿吃飯。李桂英一眼認出了是自己追尋十三年的齊金山。

　　2011年3月，齊金山歸案。

　　同樣的方式，李桂英找到了齊海營的電話，將線索提供給了警方，2015年11月中旬，齊海營歸案。

　　嫌犯改名后辦了新身份證

　　齊海營的新名叫齊好記，戶口本上有齊好記的照片，齊好記身穿灰色的西服，打著藍色領帶，頭發梳得像個知識分子。

　　齊金山和齊海營被抓獲的時候，姓名已經變成韓保成、齊好記。

　　李桂英說，她明白為什么這幾個人這么多年沒有追到了，他們擁有了新的身份。而她在追捕兇手的十幾年中，卻一直按照以前的信息打聽，“到一個地方，拿著十幾年前的照片，問著十幾年前的名字。”

　　直到今年九月，李桂英才知道，齊海營在2011年3月9日，曾回到南頓鎮派出所辦過二代身份證。

　　李桂英查到了齊海營的戶口信息，齊海營的新名叫齊好記，戶口本上有齊好記的照片，齊好記身穿灰色的西服，打著藍色領帶，頭發梳得像個知識分子。

　　新京報記者在李桂英提供的戶口記錄上看到，齊海營身份證辦理時間是上午十一點，距離派出所下班時間，不到一個小時。

　　項城市公安局一位官員告訴新京報記者，“推測齊海營是在2000年周口地區人口普查的時候更換了身份信息。”而當地派出所的戶籍辦理人員，“因為工作量大，沒有注意到齊海營為在逃嫌疑犯。”

　　這位官員告訴新京報記者，警方要對齊海營身份信息修改一事進行徹查，誰修改的，嚴厲追查誰的責任。

　　但李桂英對“工作量大”這個說法并不滿意。她質疑項城公安在為犯罪嫌疑人提供便利。“1998年2月24日，你們公安局局長都對這五個人簽發了逮捕申請書，齊海營是逃犯，應該是重點監控對象，怎么可能會因為工作量大而沒有注意到，是不是齊海營在派出所有關系？”

　　在河南一家電視臺播放的采訪鏡頭中，項城市公安局信訪室工作人員回應李桂英說：戶口注銷和抓人是兩碼事啊。你自己查查誰給提供的(身份信息修改)條件，這我查不了。

　　2011年，齊金山落網的時候，他已經化名韓保成，而齊金山還用一個叫吾買爾江的身份辦理過一個手機號碼，這個號碼從2006年一直用到2011年。

　　關于齊金山吾買爾江的身份，新京報記者向新疆辦案警方求證，沒有得到回復。

　　而唯一在逃的嫌疑人齊闊軍，在網上追逃系統中查不到他的身份信息，其身份處于真空狀態。項城市公安局回復新京報記者稱，“這可能是因為基層工作人員的疏忽造成的。”

　　為什么幾名在逃嫌疑人，都要通過李桂英來提供線索，有的還是嫌疑人藏匿地警方配合才能抓捕歸案，項城市公安局辦公室主任張亞飛說：“我們承認，工作中存在一些問題，原因是那么多年的案子，一些負責辦案的老警察不在了，加上以前辦案技術不行，才拖這么久。”

　　自己經歷的苦難，自己知道

　　2001年，李桂英把家搬到了南頓鎮，現在很少回村了。她怕孩子們被報復。在南頓的家里，養了一條大狗，門口還裝了攝像頭。

　　2000年，齊保山、齊學山，被項城人民法院分別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2015年，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齊金山死刑，后經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2015年7月，判處齊金山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限制減刑。剛剛歸案的齊海營已被批捕，現在只剩下齊闊軍依然在逃。

　　17年，5個嫌疑人抓回了4個。李桂英認為，還是太慢了，對不起丈夫齊元德。“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但現在已經是十七年，還有最后一個沒抓到。”

　　除了抓齊闊軍，“下一步我會梳理這么多年來誰為五個嫌犯提供了逃跑便利。”李桂英說，“逃走的時候誰送的，藏誰家里了，身份證到底是誰修改的，還有公安局的人，為什么不主動抓人，不作為，凡是涉及的責任人，一個也不能跑！”

　　不出門追兇的時候，李桂英在家幫著大兒子看孫子，洗洗涮涮。李桂英說，自己的五個孩子也爭氣，四個考上了大學，其中三個學法律。大兒子周周說，母親囑咐過，“我為了給你爸爸報仇，踏破了公檢法的門檻，多么不容易，你們要學法律，以后要替像我一樣的人辦點事兒。”

　　齊坡村村民齊學武(化名)告訴新京報記者，“李桂英不容易，一個女人孤苦伶仃，替丈夫抓兇手，還要帶五個孩子，替死去的丈夫照料父母，在十里八村找不到這樣的能人。現在日子過好了，抖了！”(河南話“抖了”就是牛了)。

　　李桂英的公公齊心堂80多歲了，他提起兒媳李桂英說，“沒有她，我們這一家就完了。”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認可李桂英。

　　齊坡村有不少村民，提起李桂英，都說“不認識”，臉上露出厭惡的神色。說完不認識以后，一個六十多歲的婦女加了一句，“十幾年過去了，齊保山、齊學山、齊金山也抓了，人家一家也挺慘的，還告個啥，搞的雞犬不寧的。”

　　村民齊和平(化名)則認為，“那個婦女一直告狀，告這個找那個，現在村里的人也不敢和她接觸了，萬一哪句話說的不對，兩頭得罪。”

　　李桂英說，她也知道自己在村里的情況，“肯定是贊我的恨我的都有。村里有五個嫌疑人的親戚朋友，加上那些包庇嫌疑人的人，太多了。”

　　2001年，李桂英把家搬到了南頓鎮，現在很少回村了。她怕孩子們被報復。在南頓的家里，養了一條大狗，門口還裝了攝像頭。

　　項城不少政府官員們也知道李桂英的事，對李桂英的看法不一。

　　項城司法部門的一位官員提到李桂英說，“你沒發現嗎？她都有點不正常了。”

　　李桂英的孩子也受到了壓力。有一次，在機關工作的女兒回家告訴李桂英，“領導找我談話了，說不要讓你到處跑了，注意影響。”

　　李桂英火了，對女兒說：“告訴你們領導，他們管不了我。”

　　李桂英說，她并不在意外界對她的這些態度，自己經歷的苦難，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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