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2015年10月2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倫敦白金漢宮會見

英國工黨領袖杰里米·科爾賓。

　　二、中華法制文明對現代西方法制形成有重大影響

　　在世界法制的歷史上，中國古代法制不僅起源早，且長期居于發展的前列并對西方法制形成產生重大影響。以秦律與西方早期封建法典相比，秦律不僅在時間上早于西方法蘭克王國的《撒利克法典》一千多年，而且在內容上，也是還停留在習慣法階段的《撒利克法典》所無法相比的。尤其是作為中國封建法典典范的和中華法系確立的標志的《唐律》，更是為周邊國家所長期取法，起到了母法的作用。例如，日本天智天皇時期制定的《近江令》和天武天皇時期制定的《天武律令》，便是以唐貞觀前后的“令”為藍本的。至于在日本法制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寶律令》，無論篇目與基本內容都取法于《唐律疏義》，只是作了一些刪并而已。

　　日本著名中國法制史專家仁井田升在其名著《唐令拾遺》中稱：“古代中國法律在地域及民族方面，皆曾影響于四方。耶林謂羅馬曾三次征服世界，中國于東方古代亞細亞亦曾一度以武力支配之，一度以儒教支配之，一度以法律支配之” 。這種以中國為傳播原、輻射周邊國家的法律傳播是單向的，是以中國強大的國力、高度發達的文化為支持的，它使中國刑法走出了中國的地域版圖，從而具有世界的意義，是中華刑法發展史上一次以輸出為特征的國際化表現。

　　古希臘最早明確把法治作為治國方略提出來的思想家是柏拉圖。作為西方歷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法律思想家，柏拉圖在其早期崇尚賢人政治思想就有中國的儒家法制思想的影子。他認為：“法律的制定屬于王權的專門技藝，但是，最好的狀況不是法律當權，而是一個明確而富有國王本性的人作為統治者。”后來，他參加了敘拉古的貴族政治斗爭，推行“賢人政治”失敗了。于是，在他晚期著作《法律篇》中，觀點略有改變，轉而認為：人類一定要有法，并遵守法律，否則將如野獸一般生活。

　　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繼柏拉圖之后的又一位杰出思想家。在古代西方，第一位堅定地主張法治并系統地論述法治問題的思想家應屬亞里士多德，他的許多思想與中華傳統法制核心思想相通。亞里士多德強調“法治應當優于一人之治”，認為國家事務有時可能會依仗于執政者的才智，但其才智的運用必須在法律的范圍內，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執政者也應該受到法律的約束。這些思想與《管子·明法解》所說的“治國使眾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威不兩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是相通的。亞里士多德指出：“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這段對“法治”所做的經典性解釋，既有概念上的縝密分析，也有理論上的廣博詮釋。由此演繹、擴展開來，形成了歷兩千余年的輝煌的法治學說史。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作為法治基礎的法律，首先應當是良法。這里所說的良法是指：為了公眾利益而非為某一階級（或個人）利益的法律；是對自愿的臣民統治的法律，而非靠武力支持的惡法的專制統治；是可以維持城邦政體久遠的法律。與此相對應，任何專制的人治統治下的法律都是惡法，民眾可以服從良法亦可以服從惡法，但惡法舍棄了正義的價值標準，因此，雖能實現法律統治，但終不能導致法治。《韓非子·守道》上說：“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眾不得暴寡。”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其次，法律必須具有崇高的權威，應當為民眾所普遍遵守。《管子·明法解》云：“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普遍遵守法律的觀念，應該說是古希臘哲人法治思想中的一大精華，這一觀點最早由柏拉圖在《法律篇》中提出，亞里士多德發展了這種思想，并進一步指出：“邦國雖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實現法治。”為了人人都能自覺守法，亞里士多德還特別強調教育的作用，在他看來，即使完善的法制得到全體民眾的認同，如果沒有良好的教育促使公民將其轉化為內在的思想情操，企望公民守法的目的也無法達到。

　　中國法律對于近代西方法律產生了影響，是當代國際法學界的共識。例如，曾經跟隨馬嘎爾尼出使中國的英國貴族斯當東翻譯了清朝法典《大清律例》，他認為，中國法律雖然存在一些缺陷，但很多地方是可取的，值得西方國家借鑒。他說：“中國法律……甚至對于我們這些幸運的、開化的西方國家，也許也是值得效的。……與我們的法典相比，這部法典的最偉大之處是其高度的條理性、清晰性和邏輯一貫性--行文簡潔，像商業用語，各種條款了當，語言通俗易懂而有分寸……我們還沒看到過任何一部歐洲法典的內容那么豐富，邏輯性那么強、那么簡潔明快，不死守教條，沒有想當然的推論。”美國漢學家C·莫里斯、布迪在他的著作《中華帝國的法律》中也指出：“與西法相比，中華帝國的法律更加人道、更加合理。”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巨匠孟德斯鳩、伏爾泰、萊布尼茨等人，都介紹了中國法律條文和相關的法律文化。

　　由于周邊國家的法律長期效仿于中國法律的系統，加上中國法律自身的特點以及法律文化上的先進性，中國法律的系統被世界公認為中華法系。在世界法系的劃分中，或劃分為五大法系，或劃分為七大法系，但無論怎樣劃分，中華法系都是組成之一。可以說，中華法制文明對于世界法制、特別是西方法制的產生與發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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