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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日前曝光的南京9歲男童遭養母虐待事件,南京警方4月5日發布消息,經法醫初步鑒定,男童施某某構成輕傷。警方對涉嫌故意傷害的李某某(女,50歲)依法刑事拘留,施某某已被其親生父母暫帶回老家撫養。這樣的后續進展,無疑非常值得肯定,也讓人頗感欣慰。

　　不過,站在反家庭暴力角度,回顧這起令人發指的虐童事件的發生經過和相關背景,又不能不說,這一虐童悲劇的發生,仍是讓人備感遺憾的,很大程度上也再次暴露見證了當前我們在反家庭暴力方面存在的諸多短板。

　　比如,在家庭暴力預防的方面,如此對孩子殘忍毒打、有嚴重家暴傾向的養母,如何能順利“合法收養”這名孩子?此前在收養資格的審核階段,現有相關制度何以沒能提前預防這一家暴隱患?據悉,“男童養父母都是高知群體,一個是記者,一個是律師”,在確定收養關系的過程中,能否僅憑這一所謂“高知”身份,就認定其收養資格?是否還應進一步調查其隱藏在這一身份光環下的種種心理人格缺陷?要知道,“高知”并不等于“高德”,并不必然具備“足以為人父母”的撫養資格。

　　再如,在家暴行為的發現、救濟方面,“短板”同樣十分明顯。據悉,“去年,虐待行為被男童所在學校發現,最初以為是偶發情況,沒好多說”,而直到“近日,男童傷情日漸嚴重,性格也隨之大變”,爆料人才“出于憤怒發帖”。很明顯,這樣的家暴行為發現、救濟過程,不僅顯得姍姍來遲,而且也缺乏充分可靠的制度化保障。

　　眾所周知,面對家庭暴力,作為未成年人的孩子,不僅幾乎沒有什么反抗能力,而且也沒有什么自我保護、救濟的能力。正因為如此,不久前發布的《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見稿)》才強調,“反家庭暴力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對家庭暴力行為,任何組織和公民有權勸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機關報案”。但遺憾的是,在上述虐童家暴事件中,我們仍沒有看到一個能充分體現“共同責任”,能及時發現、制止、救濟遭受家暴侵害未成年人的機制體制。

　　最后,在對家暴行為的懲處方面,也存在短板。雖然目前警方對李某某實施刑事拘留的罪名是“涉嫌故意傷害”,而這一罪名也明顯比虐待罪更具處罰的嚴厲性,但在“施某某構成輕傷”的前提下,即便是故意傷害罪,處罰力度事實上仍是十分有限的,因為依據《刑法》,若只構成輕傷,故意傷害罪的處罰標準也僅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從受害兒童“全身布滿百條紅血印”及其所受到的“性格大變”的嚴重精神傷害情況來看,這樣的處罰力度顯然又談不上多么到位、給力。這里暴露的一個法律“短板”無疑是目前我國刑法并沒有專門針對家暴行為的“家庭暴力罪”,也沒有給予未成年人特殊保護的“虐待兒童罪”。

　　毫無疑問,只有盡快彌補上述這些反家暴短板,從預防、發現、救濟、懲處的各個環節方面,構筑起完整嚴密的反家暴制度體系,有效將家暴行為“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才盡可能地減少避免類似“南京9歲男童遭養母虐待事件”家暴悲劇的一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