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處于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時期，要牢牢把握發展的主動權，必須以深化改革為動力。今年，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把“改革扎實推向縱深，加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改革力度”，并形象稱之為“要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

　　簡政放權過程中的“利”與“力”，歷來是社會關注的焦點，有權不再任性，放權也要放到實處、放得徹底，還要做到“放而有序”，全面改革該如何向縱深推進？海南又該如何應對重重考驗緊跟中央節拍？今天上午，全國人大代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部部長呂薇做客“海南日報深度訪談會客廳”，圍繞改革話題講述代表心聲。

　　記者：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80余次提及改革，其實有個涉及改革的詞匯很有“熱量”：“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對此您有怎樣的理解？

　　呂薇：這個熱詞的確很生動。習近平總書記就說過，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生動的熱詞恰恰呼應了這一精神。政府手握權力一方面要不斷簡政放權，另一方面要時刻記牢依法行政，有了權力也不能隨心所欲，權力必須受到法律的制約，必須受到人民群眾的監督，這是我的理解。

　　不能只悶頭

　　畫自己的權力清單

　　記者：簡政放權是改革中持續推動的一項重要工作，您通過細致調研在有關簡政放權中有不少經驗的積累。

　　呂薇：新一屆政府加大簡政放權的力度，取得了積極效果。但有一點值得認真關注，那就是必須要加強簡政放權的協調統籌，中央各部門之間權力清單的梳理對接以及中央和地方權力的銜接，要做到“放權同步”。

　　2014年我參加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簡政放權的專題調研，發現了一些問題。比如，簡政放權是中央部門分頭進行，每個部門自己決定放權清單，銜接不夠出現了一些“模糊地帶”；另外，中央把權力下放到地方，有些是專業性較強的領域，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但越是基層，相關的專業人員就越匱乏，所以簡政放權不是“一放了之”，需要注意提高放權的質量和效率，落到實處。有些權力不適合下放，一旦被下放，就可能出現地方保護，阻礙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比如環境保護審批權限，對環境質量的監督就很容易出現“地方保護”，根據國際經驗，不少國家環境監管是中央政府統籌；另外還有一些涉及到需要建立全國大市場的資質認證等，應該由行業協會等去管理，而不是地方政府。因此，簡政放權首先要明確政府的權力清單，哪些是政府應該管的，其余都應該逐步取消。

　　事中事后監管與審批

　　同樣重要

　　記者：關于簡政放權，報告提出“放管”結合，您眼中的“放”該怎么放？“管”又該如何管？

　　呂薇：在放權過程當中必須加強事中和事后監管，政府要法無授權不可為，而對市場主體來說，則是法無禁止皆可為。簡政放權不能簡單下放，比如現在推行的改革商事制度“先照后證”，允許企業先注冊成立，但具體從事哪些行業，還要服從行業管理。比如，餐飲業的消防、衛生等條件都需要符合法規要求，政府在這些方面要加強監管。

　　現在國家鼓勵形成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環境，要創新創業，第一步就是要讓企業能夠“先進來”。過去，我們對企業實行前置審批，要求所有前置審批材料都備齊了才能設立企業，其實有一些行業并不需要有那么多監管，有些行業監管又是必須的。現在，國家允許先設立企業，然后對企業能否從事某些行業進行嚴格監管，以保證市場經濟秩序有規矩有序。

　　遏制“中介腐敗”

　　政府須與中介徹底脫鉤

　　記者：“戴市場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業的票子”，當前一些政府下屬的中介機構弊病凸顯，今年報告中提出“清理規范中介服務”，那么您認為“紅頂中介”該如何杜絕？

　　呂薇：在各級政府部門加速簡政放權的同時，有一些“紅頂中介”悄然從政府手中接過認證、審查、評估等審批權限，形成“二政府”。這個現象我們調研中也發現過，我認為當前必須從三個方面遏制“紅頂中介”，一是要中介徹底與政府脫鉤，真正成為獨立的第三方，絕不能任其變成“二政府”，避免改革紅利被中介機構吃掉；二就是要對社會中介機構實施嚴格的資質認證，提高資質要求，必須具備這方面能力和資質才能從事，堅決防止中介機構“拿錢不干事，給錢亂辦事”，甚至還搞腐敗；三就是要開放市場允許公開競爭，你做得不好，社會認可度低，政府就有權再選擇另外的機構，而不是唯你是從；四是要進一步加強監督。

　　記者：建筑等一些熱門領域極易出現中介壟斷，該如何破解？

　　呂薇：還是我所說的，靠開放和競爭。打破地方壟斷，允許具有較高資質的中介機構跨地區經營，允許更高資質的企業到海南或其他地區來。在全國大市場中競爭，這樣也有利于促進本地中介機構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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