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患者接受肝移植術后36天死亡，其家屬堅持認為這場耗費百萬余元的手術失敗，應由院方擔責。

　　今年3月起，這場狀告武漢某醫院索賠達161萬元的官司在武昌區法院多次開庭，法庭上死者家屬除列證據指手術有醫療過失外，更痛陳院方在器官移植手術中收費混亂——法律規定移植器官是無償捐贈，為何還收高達15萬元的“供肝費”且不出具收款憑證？

　　昨日，記者得悉該案的原被告雙方試圖調解未成，一審法院或將于近日下達判決。

　　賣房救妻

　　妻子換肝36天后死去

　　52歲的周先生，為挽救患有肝病的妻子，一度將漢陽家中惟一的90平方米住房賤賣。

　　他只為籌措到為妻子進行換肝手術的巨額費用，但事實上手術在他看來還是失敗了。

　　早在2011年前后，妻子雷某被診斷為“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靠打針、吃藥治療。2012年2月起，轉換多家醫院建議換肝。“妻子才49歲，想通過換肝闖過50歲大關，好看著女兒出嫁。”周向記者說。

　　決定換肝手術前，妻子一直住漢口一家醫院等肝源。2012年8月8日下午4時，周先生接到武昌這家醫院電話，稱已尋得肝源可實施換肝術。妻子轉至該院于8月9日接受手術，術后醫生宣布手術成功，但妻子根本未出重癥監護室，直到9月14日凌晨1時許被告知因脾窩大出血引發感染等原因死亡。

　　妻子術后僅僅活了36天，而為這場手術，周家共花費約105萬元。包括：已拿到票據的醫療費29.8萬余元；尚未結算的60萬元(預交30余萬加上醫保卡結算)；一筆15萬元“供肝費”。周先生說，家中惟一的住房賤價賣掉后，他和女兒只好在外租房住。

　　法醫出庭

　　指手術存醫療過失

　　因與醫院交涉賠償無果，周先生委托湖北今天律師事務所游友安、劉飛志兩名律師于去年底提起訴訟，向手術醫院索賠161.5萬余元。訴訟期間，法官要求對這場醫療手術作司法鑒定。

　　去年12月12日，湖北明鑒法醫司法鑒定所出具鑒定意見：肝移植臨床上大多將肝源保存時限定為6-12小時，但這場手術的供肝保存時間超過保鮮時效至少一個小時；術中切除脾臟不當；術后引流、抗感染、止血不徹底不及時等。結論是，換肝術后患者僅存活36天，手術是失敗的，醫院過錯參與度70%-80%。

　　今年3月上旬該案首次開庭時，醫院方代理人辯稱，整場手術診斷正確，醫療程序符合常規，換肝手術成功，“換肝是復雜且高風險手術，患者是因自身病情加重感染引發死亡，醫院不應擔責”。

　　兩名出具司法鑒定書的法醫應邀現場出庭，稱按病歷記載醫院切除其脾臟沒有合理說法，“患者術后一直住重癥監護室直至死亡，不應叫手術成功”。

　　既是無償捐肝

　　為何收15萬供肝費

　　庭審中，原告代理律師質疑這場器官移植手術收費問題。

　　他向法庭稱，有錄音顯示院方向患者收取了一筆高達15萬元的“供肝費”，且未出具任何收費憑證。根據《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人體器官捐獻遵循自愿、無償原則，即移植器官本身應該無償的。該院不開票收取15萬元屬違法行為。

　　原告周先生則更詳細地陳述15萬元“供肝費”情況。妻子手術10天后，他通過媒體報道得知醫院獲得的供體肝臟源于當陽市一名車禍死者，報道稱死者家屬當時捐出2個腎臟和1個肝臟，迅速轉來該醫院分別移植給3名患者，手術成功，而妻子正是其中的捐肝受益者，另兩名患者幾乎同天接受腎移植手術，“我后來找到另2名接受換腎手術的患者，他們說醫院分別都收取15萬元‘供腎費’，但均未出具收費票據。也就是說，醫院接受一名死者捐贈器官后，施行3臺器官移植手術，一共收取器官供體費45萬元。”

　　周進一步說，手術失敗后曾前往當陽市，找到捐獻的車禍死者家，得知院方支付捐獻者家屬8萬元“安慰金”。

　　對于這筆15萬元“供肝費”質疑，醫院方代理人解釋是“運輸、保存器官的花費”，并否認該筆費用有15萬元之多。但原告代理律師再次質疑，所謂“運輸保存器官費用”其實在有票據的醫療費用中已有顯示。

　　捐贈器官的背后

　　自今年3月上旬以來，該案已3次開庭，原被告雙方一直在法官提示下試圖達成調解。

　　針對原告提出的15萬元“供肝費”質疑，主審法官認為“這是在追究作為被告醫院非法器官買賣之責，屬另一法律關系，應另行起訴”。

　　休庭后，記者進一步采訪原告代理人游友安、劉飛志兩名律師。兩位長期從事醫療糾紛調查的律師表示，國家法律對器官移植嚴格界定為“無償捐贈”，但在醫院手術中患者一般難得到免費器官供體。為此，還催生了一些稱作“器官移植聯絡員”的中介職業，一旦得知有因車禍等意外死亡的事件，會與死者家屬洽談“器官捐贈”，部分死者家屬從經濟角度考慮，也會答應“無償捐獻”的安排。而這些聯絡員手中也有大量主持器官移植的主刀醫生或醫院聯絡方式，一旦洽談成功就會通知醫生或醫院付款，醫院或醫生則轉頭來向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收取一定費用，“費用還是非常高的，而且不宜進入醫療費用的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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