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10月1日電（信蓮）英國《衛報》網站9月30日刊登英國學者馬丁·雅克題為《中國大陸是香港的未來而非敵人》的文章，全文摘編如下：

　　席卷香港的混亂比表面看起來要復雜得多。香港此次“占中”針對2017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方案，香港民主活動人士宣稱，按照該方案，香港可能會選出其不想要的候選人。

　　但是，有一點應該銘記在心，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香港被迫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直到1997年回歸中國。在155年的時間里，香港一直是英國的殖民地。

　　英國統治香港期間，28名港督均由英國政府任命。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香港也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法制和抗議的權力，但是在英國統治期間，香港甚至連形式上的民主都沒享受過。它是被6000英里以外的英國所統治的。任何形式的民主觀念首先都是由中國中央政府引入的。1990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通過，該法規定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該法同時說明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提名。

　　這一提議應該在中國人的一種富有高度創新性的——對西方人來說，完全陌生的——憲法模式的背景中來解讀。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將保持其原有的法律和社會制度50年不變。從這些方面講，香港與中國其他地區不同，但是同時中國政府對香港行使主權。相反，西方一直接受“一國一制”的原則，例如，德國統一模式。但是中國更大程度上是一個“文明國家”，而不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 ”，歷史上，如果不允許更大靈活性存在的話，中國如此巨大的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維持統一的。中國這種“一種文明，多種體系”的觀點是在其非常與眾不同的歷史中形成的。

　　中國接管香港主權17年來，不論反對者說什么，它都恪守著“一國兩制”的方針。按照規定，香港的法律體系依然以英美普通法為基礎，公民享有完全的游行示威權，正如這些天我們看到的情景。中國人說到做到。事實上，有理由認為中方因不希望引起太多關注而走了另一極端：可以用低聲慢語來形容它接管香港后的工作。香港主權移交時，以及自1998年后的三年里，我都住在香港。當時很難見到中國行使主權的標志：我記得那時只見過一面中國國旗。

　　盡管如此，香港發展迅猛，它同中國大陸的關系實際上也發展得很迅速。而目前出現的不安源于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一部分香港民眾漸漸感到失落而情緒混亂。主權移交前的二十年是香港的黃金時代，造就這一鼎盛時期的不僅僅是英國人，還有中國人。1978年，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中國發展提速。然而，改革之初的中國社會依然不夠開放。香港就成了受益者——它成為中國對外發展的口岸，因此吸引了眾多想要打入中國市場的跨國企業和銀行。可以說香港因中國大陸而變得富有。這也滋生出了一種狂妄自大傲慢無禮的思想態度。香港人當時的生活水平比大陸人高出很多，因此他們瞧不起大陸人，覺得大陸人都是貧窮無知、愚昧粗魯的農民。某種程度上，香港人更愿意被當做是西方人，而非中國大陸人，但這并不是因為（英國人從來不曾給過的）所謂民主，而僅僅因為那種身份上是種財富和地位的體現。

　　1997年以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經濟成倍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也逐年提高。現如今要是想進入中國市場的話，可以直接去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或者許多其它大城市，那為什么非去香港不可呢？所以香港已經失去了其作為中國門戶的地位。過去，香港是中國無與倫比的金融中心，而如今它漸漸被上海取代。香港曾是中國最大的港口，直到最近，上海和深圳都已經超過它名列前茅了，就連廣州也很快會趕上來。

　　二十年前，西方人接待的大多是香港游客，而如今，大陸游客占了絕大多數，其中許多人甚至比大多數香港人還富有。另外，越來越多的大陸人移居香港，而這也引起了港人的憤恨。如果說開放初期的中國需要香港的話，那么現在看來已是今非昔比。反倒是沒有了中國大陸的香港可能會有大麻煩。

　　許多香港人很難接受新的事實，這一點可以理解。他們正經歷著某種身份上的認知危機，害怕被人取代。他們知道將來的發展注定離不開中國大陸，但是要接受現實畢竟不那么容易。然而他們沒有選擇：中國大陸才是香港的未來。

　　在當前針對普選的爭論聲中，所有這些因素都以最為復雜的方式呈現出來。香港則分成兩派。一半支持中國大陸提出的有關普選的意見，其理由又分為兩種：要么覺得這是進步，要么更為實際地認為，這種局面無論如何都會發生。另外一半則反對這樣做。這一半中有很小一部分人從來都沒有真正接受過中國政府的領導，前政務司司長兼成功商人的陳方安生以及一些民主派人士就名列其中。

　　如果目前的混亂持續下去，香港可能會無限期維持目前這種現狀。這從民主進程的角度中，無疑就是倒退。最有可能發生的局面是，中國政府在大局上堅持自己的意見，在細微處稍作讓步，反對的聲音則逐漸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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