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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基因安全之爭始終未解。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在國內，對于轉基因農產品，專家和民眾的看法截然不同。

　　育種專家列舉轉基因的諸多好處和產品的安全性，而民眾和媒體嚴重質疑，認為轉基因產品既是非天然的，那就是危險的，甚至推測背后的利益和陰謀。當專家舉證美國人吃轉基因農產品多年了，馬上又有媒體人反證：大多數美國人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的，何況在美國可行就意味著在中國可行嗎？

　　其實，轉基因的爭論早前就有一波。上世紀，分子遺傳學的發展導致了轉基因技術的產生，大大提高了人類對于動植物定向育種的能力。而轉基因之爭在科學界發生時，雙方依據實驗數據說話，在論爭中形成了涉及毒理(包括生殖遺傳影響)、營養、過敏的食品安全評估和涉及生態效應、基因擴散等方面的生態安全評估規程。反對者曾報道轉基因食品致癌、致不育、致內臟功能異常，轉基因作物對非目標昆蟲產生影響，或者轉基因可能通過花粉獲得擴散，但不久都被證明實驗設計存在問題、數據不可重復，因而結論不成立。這些論爭都在科學的軌道，秉持著理性的態度，依據著客觀的標準和數據。

　　不過，當這一論爭發生在網絡，發生在專業人士與網民、媒體人之間時，一切似乎開始變味了。一方攜學術專業告訴對方科學結論是什么，另一方從利益說、陰謀論等出發進行反證。結果是，論爭的雙方既沒有共同的邏輯和標準，更沒有共同的知識結構和立場，論辯焦點在核心問題之外不斷漂移。即使把“隔空對打”的論爭方式換成當庭激辯，除了拼論辯技巧和公眾影響的高低之外，沒有實質意義。道理很簡單，科學論爭還是應該回歸到科學的軌道上。

　　科學當然是在論爭中進步的。譬如在18世紀末，意大利物理學教授伏打和解剖學教授伽伐尼關于金屬產生電和生物產生電的論爭，導致了電池的發明和電生理學的誕生，成為科學史上的一段佳話。科學的論爭依據數據和邏輯，越辯越明。但如何看待“科學”和“非科學”之間的爭論呢？以科學史上一場著名的論爭為例：在1860英國科學促進會的年會上，博物學家赫胥黎與牛津大主教威爾伯福斯就達爾文的進化論展開了辯論。威爾伯福斯質問赫胥黎：“你是由你的祖父還是你的祖母的猴群中變來的？”赫胥黎給以有力的回擊，指出對方粗暴地干涉他根本不理解的科學問題。

　　毫無疑問，人類社會進步的成果之一，就是把政治、科學、藝術等領域交給一小部分人按專業的方式去做，遵循規則，對民眾負責，為民眾服務。科學家應該用專業的知識去傳播科學和理性的精髓，讓科學獲得最廣泛公眾的理解和支持，這是科學家的責任，也是一種擔當。而科學家的辯論對手，應該也是科學家。因此面對公眾的不解和抵制時，專家們更應該直面民眾，傳遞自己的專業考量和理性思考。

　　目前科學界在面對商業廣告直接把“轉基因”作為負面詞匯時，往往集體失語，既有逃避責任之嫌，也容易給公眾造成誤解。實際上，對于轉基因安全之爭的具體問題，科學界和科學家們在厘清科學界內部和科學層面的爭論后，有必要用自身的專業知識、用自信的心態去釋疑解惑，獲得認識上的最大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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