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安定醫院針對精神病患者實施生物—心理—社會一體化治療，通過每天開展各種文體、職業技能、醫患聯歡等活動，讓患者在得到良好治療之余，逐漸掌握精神康復的技能和技巧，從而實現從院內康復走向院外社區康復。圖為該院醫護人員與住院患者一起唱歌。

　　精神衛生既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也是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據調查，精神疾病在我國疾病總負擔中排名居首位，約占疾病總負擔的20%，重性精神障礙患者約1600萬人。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實施一周年，該法對精神疾病的預防、診斷、治療、康復等做出了規定。日前，全國政協組織國家衛生計生委、公安部以及有關專家對《精神衛生法》實施情況進行了調研，根據此次調研情況，從今天起推出連續報道。

　　—編 者

　　患者痛苦難言

　　家庭不堪重負

　　很多家庭陷入因精神病人致貧、返貧的困境，有的農村地區甚至把患者鎖起來，關在鐵籠子里

　　云南楚雄李家巷村，將近40歲的李麗，胖胖的，皮膚較黑，很靦腆地笑著，看起來和村里人沒什么區別。可是，她的父母卻告訴記者，她在外流浪了10年。

　　“怎么會離開家呢？”記者問。

　　“有人喊我出門。”李麗說。

　　“你離開家怎么吃飯、睡覺？”

　　“就在街上吃飯、睡覺。”李麗回答。

　　李麗的媽媽在一旁抹眼淚，她責怪自己當時沒看住她。其實，李麗的母親還要照顧87歲的老奶奶，當時李麗的父親又正在住院。

　　“現在幸虧新農合能報銷97%，民政還有一些生活補貼，不然負擔真重。”李麗的媽媽每天專職照顧她，督促李麗服藥，好幾年都沒出門了。

　　上海嘉定區安亭鎮黃渡社區，蘇歡的媽媽接到老師電話：“你家孩子經常發呆，叫吃飯都不應。”蘇媽媽以為孩子頭痛，便帶孩子看了外科。沒想到病情愈發嚴重，出門不知道回家，而且脾氣不好，一次蘇媽媽鼻子被蘇歡打得出血，這才帶蘇歡去看精神科，住了2個多月的醫院，后來又住了一次，花了5萬多元。當時，蘇歡沒有醫保，蘇媽媽為了照顧他，辭了工作，家里還有一個上學的女兒，全家就靠丈夫一人的微薄收入。“陸陸續續跟親戚借了十幾萬元，剛剛還得差不多了。”即使病情穩定了，蘇媽媽也寸步不離，蘇歡不會做飯，去年才學會疊被子、穿衣服。

　　精神障礙患者的心理極度痛苦，卻難以言表，缺乏專業知識的家人很多時候也只能干著急，家庭負擔沉重。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黨委副書記、主任醫師謝斌說，精神障礙一般也稱為精神疾病，它是各種原因引起的感知、情感、思維等精神活動的紊亂或者異常，導致患者心理痛苦或者社會適應等功能的損害。現行的國際疾病診斷將精神障礙分為十大類，近400種。病因往往不明，治療主要是作對癥的控制，患病率比較高，致殘率高。

　　“少部分患者在幻覺、妄想的支配下，出現行為紊亂，甚至傷害自己或他人。疾病反復發作、康復時間漫長，很多家庭不堪重負，陷入因精神病人致貧、返貧的困境，農村地區甚至把患者鎖起來，關在鐵籠子里。由于患者第一次發病時一般在20歲左右，和家人住在一起，家人照料患者的負擔沉重，不少人因此患上心理疾病。”

　　出不了院，回不了家

　　醫院患者“只進不出”，很多醫院每隔幾年就要增加床位

　　“我得的是糖尿病，我有3個孩子，兩個工作了，一個剛北大畢業。老婆在中央電視臺當主播。他們每兩個月就來看我一次，每次都給我3000多塊錢。”午休時分，云南楚雄州精神病院病區內的很多患者都已休息，但陳新沒有睡覺，興奮地對記者訴說他的情況。

　　“這些都是妄想癥狀，他還沒成家呢。家里人很少來看他。”護士長李惠芳在一旁偷偷告訴記者。陳新已在醫院住了10年，剛住院的時候處于急性期，打人、砸東西、存在幻覺妄想。記者吃了一驚，陳新穿著很體面，侃侃而談，不像患者。也許沒有家人看他，陳新才幻想了甜蜜的一家人。

　　出不了院，回不了家，這樣的患者不止陳新一個，每家精神病院都有不少于幾十年“院齡”的老患者。云南省精神衛生中心有一名從18歲住到50多歲的患者；上海安康醫院最長的從建院住到現在近30年；上海民政第三精神衛生中心住院最長的患者待了40年。

　　只進不出，醫院的患者越來越多。昆明市精神病院救助治療科病房樓道里擺滿了病床，患者在院內狹小的空地活動，擠得滿滿當當的。“這個科室總共56張床位，目前有患者88名。”醫務科長孟彬說，有的床位兩個患者一起住。“醫院里最長的已住了11年，平均住院日在半年以上。”

　　一般來說，為了減少病情波動，我國提倡對重性精神障礙患者進行規范化治療，分急性期、鞏固期、維持期三個階段。急性期主要在醫院治療，鞏固期可以在康復機構，維持期則大多可回到社區。治好了為什么不回家，讓出床位給重性患者？孟彬解釋，該院主要收治對象為民政救助對象或強制醫療對象，每年警察強制送醫的患者達到500多人，其中院內40多個患者傷過人并致死，對于這樣的人，醫院不敢放出去，地方也不敢接收。即使是沒有傷人的，家里人擔心回去病情復發，回家也沒人照顧。還有一些患者已經查不出住址，或是不愿意說出來，怕遭家人嫌棄。

　　去年，北京市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院對300名住院患者進行調查，其中150多人符合出院條件；醫院召開家屬座談會卻發現，家屬全都堅決反對患者出院。

　　“精神病院一般只有1/3的床位可以周轉。由于進得多、出得少，很多醫院每隔幾年就要增加床位。”謝斌說。

　　國家衛計委疾控局副局長王斌說：“病人出院難，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社區康復體系還沒建立起來或沒有完善，無法讓患者在院外得到有效管理，并通過康復訓練逐步恢復生活技能、社會技能，從而回歸家庭、回歸社會。”

　　歧視如影隨形

　　偏見揮之不去

　　很多患者諱疾忌醫，不看病，不服藥，就連采集他們的信息、建立精神衛生信息系統都很難

　　除了去社區開設的“陽光心園”，蘇歡一般不出門，他說：“人家看不起我。”偶爾出去一次，被各種眼神掃過，蘇歡忍不住會和人打架。“像他這樣成不了家，也學不了什么技能，只能在家待著。”蘇媽媽說。

　　“整個社會的歧視和偏見，讓這些患者難以融入社會，有些甚至連家庭都無法接納。不僅如此，精神專科醫院及醫務人員也備受歧視。”謝斌說，在政府包分配的年代，一些醫生護士分到了精神病院工作，都是哭著來的，過一兩年就都走了。此外，社會上“一進精神病院，一輩子就完了”“精神病人很危險”等觀念仍十分普遍。

　　《精神衛生法》明確保護患者的人格尊嚴和受教育、勞動、醫療以及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等合法權益，然而消除歧視和偏見任重道遠，并非法律出臺能一蹴而就。謝斌說，這些如影隨形的歧視，揮之不去的偏見，彌漫在患者求學、求職、個人生活、行使公民民事權利等各個方面。

　　病情穩定后，患者想重新回到學校，但是一些學校不同意，往往要求家長出具醫生開的可以繼續上學的證明。“我已經遇到過不少類似的個案，學校似乎已經形成慣例了。這對患者的正常受教育權益是一種侵害。”謝斌說。

　　求職階段障礙更多，一些行業的部門規章明確把精神障礙患者擋在門外，比如教師職業。“已經康復的患者，完全可以和正常人一樣參加正常的競聘、面試，獲得工作的權利。社會不能因為他曾經患過精神障礙就歧視他，不給他機會，應當讓他公平地參與。”

　　在個人生活方面，最突出的是婚姻問題。一些地方法院對涉及精神障礙患者的案件，視其為《婚姻法》認定的“醫學上認為不應結婚的疾病”，因此判其婚姻無效。

　　謝斌說：“罹患精神障礙絕不等同于喪失了婚姻能力，精神障礙也并非"醫學上認為不應結婚的疾病"。只有當患者處于發病期，才可能在民政部門"暫緩登記"。或者在離婚案件中經過司法鑒定，評定為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時候，才能夠暫時地由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訴訟。這些都是暫時的限制。一旦疾病緩解以后，他還是能夠自行地決定是否結婚或者離婚。如果將病情穩定的患者的婚姻判定為"無效婚姻"，則是對精神障礙患者婚姻權益的侵害。一些媒體的報道，也在誤導大眾。”

　　在公民的民事行為方面，很多人想當然認為精神疾病患者是沒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不能行使處置房產、寫遺囑、參與訴訟等權利。事實上，絕大部分患者或在其疾病的大多數階段，都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是否喪失民事行為能力需要經過司法鑒定來認定。

　　“因為存在廣泛的歧視，很多患者諱疾忌醫，不看病，不服藥，就連采集他們的信息建立精神衛生信息系統都很難。這種狀況其實更不利于社會穩定。”謝斌說，總體上精神障礙患者的危險性不比一般人高，只有約10%的重性患者有暴力傾向，并且通過早期識別、及時的科學干預完全可以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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