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下午，張先兔盤腿坐在土炕上，這位88歲的老人大部分時間就是這樣，借著殘存的視力和聽力感知外面的陰晴。 新京報記者盧美慧 攝

　　■ 人物簡介

　　上世紀90年代，山西農婦張先兔的名字隨著幸存“慰安婦”的對日訴訟而為外界所知。1995年起，山西16位幸存“慰安婦”代表分三批起訴日本政府，張先兔參與了1998年的那次訴訟。

　　十幾年中，不斷有慰安婦含恨離去，如今，88歲的張先兔成了這批老人中的“最后一個”。

　　山西5月多風，沙礫被卷離地面，拍打到窗戶上發出脆響。山西省盂縣西煙鎮北村，張先兔就這么盤腿坐在窗前的土炕上，這位88歲的老人眼睛和耳朵都倦怠了，她盡力往窗邊湊，最后大抵是借著陽光的熱度來判定，“今兒的天兒還湊合”。

　　一天，時常在這樣的呆坐中流過，跟其他遲暮之年的老人沒什么不同，漫長的人生在記憶里失焦，被問到之前的事，張先兔多半會顫巍巍地搖頭，“記不清啦”。

　　苦命人

　　時間剝奪了張先兔順暢表達心跡的能力，但一個日子老太太記得清楚，“1942年正月初二，正過年哩”。

　　那天，是她被日本兵擄走的日子。

　　“日子都給日本人毀啦。”采訪這天，張先兔抓著記者的手，說這話時，再把另一只手疊上去，褶皺的皮膚冰涼而松弛，感覺不到一點力氣，之后便是長長的沉默。

　　關于70多年前那段經歷，只能由老人早年的一份口述補全：

　　1942年農歷正月初二，人們還沉浸在春節的喜悅中，我春節前幾天剛剛新婚，所以尤其高興……才起床，日軍沖進我家，嘰里哇啦拉上我就走，我不讓他們拉，一個人舉起槍托就打。我男人當時只有13歲，過來拉住日本人求情，一個日本兵端起刺刀就要刺他……根本由不得你，他讓你怎樣，你就得怎樣，稍不如他們的意，不是拳打就是腳踢，臉上不知道挨了他們多少臂斗（巴掌）……

　　這段文字，出現在張雙兵寫的《炮樓里的女人——山西日軍性奴隸調查實錄》里。

　　今年59歲的李貴明和張先兔同村，是山西一位“慰安婦”民間調查員。

　　上世紀70年代末，村子有了第一臺電視機，全村擠到打谷場里一起看。李貴明記得，當時電視里播抗戰劇，村民們討論，“咱村也有被日本鬼子欺負過的哩。”

　　鄉親們的東拼西湊中，年輕的李貴明知道了村里有個叫張先兔的女人。

　　她3歲喪母，自小被后媽許配給小她3歲的丈夫，日軍抓她時，丈夫被刺刀嚇傻，之后幾年都不會說話，并落下了渾身哆嗦的毛病。

　　張先兔在日軍據點里呆了20多天，患上了嚴重的婦科病，被家人贖出來時，婆家人不搭理，她在娘家養病養了一年多。

　　李貴明還記得早些年遠遠看到張先兔的模樣：小腳兒，身體佝僂著，在街上總低著頭。湊在巷口聊天曬太陽做針線活兒的老太太中，沒有她的身影。

　　“去日本，討公道”

　　靜默了半個世紀，轉機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

　　彼時，民間掀起對日索賠潮，許多侵華戰爭的受害者通過各種渠道對日方追責，“慰安婦”是其中重要一支。

　　李貴明首先想到了張先兔。1993年，他第一次找她。

　　“她什么都不肯說。”李貴明回憶那次會面，“她和老伴兒郭妹栓一個坐在炕邊低頭不說話，一個坐在柜子邊的矮凳上不停發抖。”

　　李貴明一次次地登門游說。這個同村的后生拿報紙上學來的中日關系、國際局勢勸說老太太，不管用；講赴日勞工、細菌戰受害者的索賠工作，也不管用。

　　直到有次說，“你就真的咽得下這口氣，把受的罪都帶進棺材？”張先兔才松了口，那是1994年，李貴明已找了張先兔不下20次。

　　1998年，在已有兩批老人起訴日本的前提下，張先兔和另外9名“慰安婦”代表一起，加入了對日訴訟的隊伍。

　　2000年，此案開庭，張先兔第一次赴日作證。

　　辦護照、申請簽證、書寫材料，所有前期工作都是李貴明幫忙。一直到去日本之前，張先兔的兩個兒子都不曉得她在忙什么。1993年開始，每次碰面他們都刻意避開小輩。

　　張先兔和多數老太太保持了一致，關于過去對晚輩們只字不提。

　　李貴明將張先兔一行送到北京首都機場。“當時她挺高興，挺樂觀的。”李貴明覺得張先兔也在變化，跟參與起訴的老太太一起，大家相互影響，心里的結慢慢松了。

　　“去日本，討公道。”張先兔一直有肺氣腫的病，常常一句話說不完就要停下來，被問到14年前唯一一次出國經歷，她喘著粗氣。

　　賭局輸了？還有希望

　　從日本回國時，李貴明去機場接張先兔回村。“她說在那邊很順利，日本民間很多熱心人士幫她。”

　　張雙兵也覺得，在先后參與訴訟的16位老人中，張先兔是相對樂觀的一個，“總覺得官司肯定能贏。”

　　張雙兵，山村老師，30多年里一直致力于山西慰安婦調查，他碰撞的現實是，老人們三次自揭傷疤的勇敢，最終卻都沒等到期許的“公道”。

　　1998年的那次起訴，結果并無意外，2003年和2005年，東京地方法院和東京高等法院先后駁回訴訟；2005年11月，日本高等法院作出決定，不予受理。

　　“敗訴對老人們的打擊很大。”張雙兵說，她們背著恐懼和屈辱活了一輩子，晚年終于把隱藏最深的秘密說出來，她們都是在賭。

　　但是十幾年中，付出了各種努力，撕開了各種傷疤，逝去的老人把遺憾帶進黃土，而活著的老人們發現，賭局輸了。

　　賭局不止是對日本，李貴明記得，張先兔曾自言自語，“到底值不值啊，官司沒打贏，名譽也沒了，過去的事兒村里都知道了。”

　　李貴明不住地說“還有希望，還有希望。”

　　現實生活還在繼續，7年前，老伴兒郭妹栓過世，張先兔的日子更為寡淡了。

　　李貴明將郭妹栓視為上天對張先兔唯一的厚愛，很多受欺凌的“慰安婦”被遺棄、無法生育，婚姻和家庭都無比悲涼，張先兔算個例外。

　　張先兔和老伴兒跌跌撞撞走過一生，育有兩子。小輩們也很孝順，李貴明覺得，張先兔之所以問值不值得，很可能是覺得，自己原本可以有個更為平靜的晚年。

　　上天似乎想讓張先兔把世間的苦楚都嘗個遍，50多天前，張先兔64歲的大兒子因病去世，老太太的精神一度垮掉了。“我活得太久了唉！”兒子的死，讓老人無法釋懷。

　　最后一個

　　從1982年意外發現第一位“慰安婦”開始，張雙兵總共在山西境內尋訪到123名慰安婦。

　　這兩年，他參加最多的不是會議，而是葬禮。

　　2014年，張雙兵參加葬禮頻率更高，每個月都有幾場，一月份，山西健在的慰安婦是23人，過了四個月，只剩下11人。

　　今年4月，“16人訴訟團”中的李秀梅老人離世，張先兔成了16人中唯一在世的老人。

　　這陣子，老太太也大體從訪客的敘述里知道，自己成了“最后一個”。

　　2007年至今，民間團體和志愿者的工作重心轉向關愛和救助尚在世的慰安婦，以此延緩她們的接連消逝，“和時間搶證據”。

　　張雙兵等志愿者們最怕的，就是時間；但有的時候，他們又相信時間，“時間總會給歷史以真相。”

　　最近，吉林省檔案館公布83件日軍侵華的檔案，“這里面就有關于慰安婦罪行的鐵證。包括日本軍國主義對慰安婦的資金支持，都可以證明是一種國家行為。”很多志愿者看到了希望。

　　最近，一位已故“慰安婦”的子女正在收集相關材料，準備代替母親展開新一輪的訴訟。中國“慰安婦”群體索賠團的名單中，“某某子女代為起訴”的字樣越來越多。路很長，不好走，但即便老人離去了，她們后代對“公道”的訴求還沒有放棄。

　　有一種痕跡可以看出，張先兔老人也沒有放棄，每當有訴訟團的姐妹離開，逢人來看望，老人總會說“這些老太太死得不服氣，心里還有怨有恨呢。”

　　每當張雙兵跟她“匯報”，哪個團體又爭取到一筆款項資助慰安婦群體，哪些組織準備開始對日本新一輪的訴訟。張先兔總會說，“雙兵，你要堅持啊。”

　　這十幾年里，一群陌生人注入了一位老者的暮年生活，張先兔的小屋中從不缺乏人氣，后人們盡力不提起，盡力不使氣氛變得壓抑，盡力讓老人的余生減少壓力。

　　張先兔的孫女也說，看到年輕人造訪，老太太也歡喜，她會拉著小一輩的手說，“謝謝你們來看我”。

　　有人發現，老人那間小屋雖然低矮局促，但有限的空間被收拾得干凈整潔。被夸贊時，老太太會不好意思地笑出來，“日子嘛，就要打點得整齊些，我喜歡體體面面的，一輩子都是。”

　　臨告別時，她最常說的一句“你們要記住歷史，幫我們把路走下去。” 然后送到門口，遠遠地還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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