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累計通報了719件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典型案件。《經濟參考報》記者梳理發現，在這些案件中，違規“三公”消費問題最為突出，占到三成以上的比例，包括公車私用、公款吃喝以及公款旅游等方面。

　　中紀委4月曝719件違規案例

　　4月28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通報了174件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典型案件。這是該網站連續第四周進行集中通報，這些案件是4月21日至25日由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

　　4月8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為深入開展“五一”前后執紀監督工作，深化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落實，開通糾正“四風”監督舉報直通車，接受群眾舉報，點名道姓曝光。當天該網站就通報了183件典型案例。其后的近一個月時間里，每到周一，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都要進行一次集中通報。第二周該網站通報典型案例220件，第三周通報142件，第四周通報174件。該網站4月份已累計通報了719件典型案件。

　　記者了解到，通報的案件涉及30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還包括各部委和一些國有企業。案件主要涉及公車私用、公款接待、公款吃喝、公款旅游、違反工作紀律、違規發放福利、大操大辦婚喪喜慶等問題，共計800多名黨員干部受到處分，違規人員分別受到了免職、留黨察看、黨內嚴重警告、黨內警告、行政記過等處分。

　　違規“三公”消費案件超三成

　　《經濟參考報》記者仔細梳理之后發現，在中紀委通報的719件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典型案件中，違規“三公”消費案件比例竟然占到了三成以上。

　　梳理4月的四個“周報”，在719件案件中，公車私用以及違規使用公車 排 名 首 位 ，共 計1 3 3件 ，占 比18 .5%。公款旅游案件54件，占比7.5%，公款吃喝及招待送禮案件占比為6.7%，共計48件，公款報銷個人費用及超標配置辦公房和用具共有7件，占比為1%。總的算來，違規“三公”消費案件共占33.7%，在所有違規案件中的比例超過三成以上。此外，違規發放福利的案件也不在少數，共計72件，占比達到10%。

　　公車私用情況最為突出。記者發現，一些公職人員不僅存在公車私用的情況，并且還存在醉酒駕駛以及造成交通事故的情況，影響惡劣。例如山東濟南市衛生局副局長張繼勇，就私自借用下屬單位公車、醉酒駕駛。湖南邵陽市洞口縣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羅美光就私駕公車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1人死亡、3人受傷。黎平縣地坪鄉鄉長石開繼也在2013年8月16日私駕公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2人重傷，5人不同程度輕傷。

　　公款旅游仍較為普遍，尤其是一些地方干部多是打著“考察學習”或者“培訓”的名義進行公款旅游。例如，2013年11月25日，屯昌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縣扶貧辦主任王健就與某旅行社負責人協商，通過該旅行社用財政扶貧培訓專項資金組織19名干部赴云南考察學習。最后，除考察相關開發示范點之外，還安排在風景名勝區旅游觀光，旅游費用共計33530元。

　　公款吃喝及招待送禮之風仍難剎住。例如，2011年底至2013年春節期間，北京市昌平區東沙屯村黨支部書記周大勇就多次使用村集體資金購買總價值4.3萬余元的禮品用于送禮。而鄭州市惠濟區長興路辦事處主任陳增林、黨政辦主任師劉偉等人也是多次用公款在高檔豪華酒店宴請。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違規“三公”消費案件中還有個明顯特點，即很多案件都是同時存在多項違規“三公”消費，呈現綜合化的趨勢。例如甘肅省酒泉高速公路管理處原處長王云山在任職期間，就違反個人重大事項報告制度、違規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車私用，而湖南省常德安鄉縣人大則是存在違規修建樓堂館所、購置公務用車和公款旅游等多項違規。

　　“三公”問題仍需加大監督

　　為什么在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典型案件中“三公”問題特別突出？在專家看來，這有多方面的原因。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王叢虎就認為，首先，我國迎來送往、禮尚往來這樣一個傳統文化早已形成，而在公職人員中也存在這種接待觀念，這不是一兩天所形成的，因此要把這種觀念徹底扭轉過來，恐怕需要較長的時間。其次，監督不夠。他表示，目前“三公”消費監督最主要力量來自于群眾，這是一個最有利的監督群體。但這只是口頭上的輿論壓力，與來自監督部門如紀檢監察部門的監督執法不同，后者對違規“三公”消費更能形成震懾力、威懾力。

　　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徐煥東也指出，如今信息公開制度的不完善也是“三公”問題比較突出的一大原因。現在我們只是公布出來“三公”消費的總額，但具體公款吃喝多少、公車使用費和考察學習費用各是多少，并沒有細化，公眾就無法、很難知道這些費用是不是合適、合理、符合公眾要求，因此很難進行監督。

　　要解決這些問題，王叢虎認為，制度的執行與群眾監督等各方面應共同形成一個合力。從制度層面要加大對財政預算的監督，對“三公”經費預算進行公開。執行過程中更要形成監督，加大群眾和輿論監督的力量，形成長效機制。

　　國家信息中心助理研究員呂漢陽則認為，對公眾關注度高的“三公”問題上，應設立公開信息解釋答疑機制，使該信息便于公眾理解。同時，要明確對不公開、拖延公開、阻撓公開或虛假公開行為的處罰條款，使信息公開真正落到實處。

　　徐煥東稱，“三公”消費其實并非都是“公共”的消費，并不排除其中的“公私混合”消費成分，因此最重要的是如何科學確定這些消費是否真正必要，并保障其中的必要部分，剔除多余的、實際上可能是“三私”的部分。“站在政府采購的角度，首先要明確是否需要采購這種‘消費’。只有從控制‘為何采購’‘采購什么’和‘采購多少’上多考慮，加強這方面的論證，政府采購監督管理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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