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我們填寫的是財產申報表，但是表格的一些設置讓我們很難如實填寫，所以很多人都選擇少填。”近日，廣東省某央企機構的副處級干部黃錫唐告訴記者。

　　實際上，財產申報在廣東政府、企事業單位中并非新鮮事。早在兩三年前，廣東省政府就要求副處級以上的官員申報登記名下和直系親屬房產，今年開始，副科級以上官員也被納入登記的范圍內。

　　今年兩會后，多地官員財產申報進程提速，然而，官員財產透明化依然遭到不少潛在的阻力。

　　“被遺漏”的房產信息

　　黃錫唐用“讓人摸不著頭腦”來描述他與同事近期所經歷的財產申報過程。他表示，單位起初鄭重其事地推進這項申報任務，但是表格發放后，他和同事卻沒有得到具體的填報指導。

　　“表格的設置存在不少漏洞。”黃錫唐告訴記者，申報表格中有一項要求申報房產信息，須填寫名下房產套數、面積、具體位置等。然而，表格僅設置3到4行可填住房數量。

　　他有些納悶兒，因為這意味著，按表格的要求，申報房產的官員所填寫的住房數量不能超過三四套這一上限。但他自身以及直系親屬的住房并不止三四套，到底如何選擇性地把實際房產信息填進限定設置的表格中，成為一個難題。

　　黃錫唐稱，他隨后與幾位同事就此請示單位的領導，而同樣遇到類似疑惑的領導則指示，“不知道怎么填，干脆就填一處”。然后，大家紛紛效仿。

　　官員申報房產信息過程中漏報、瞞報的案例并不少見。時任廣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有“房叔”之稱的蔡彬在2012年被曝光，2011、2012年均申報其本人持有房改房一套、兒子持有自建房一套，實際上全家卻擁有20多套房產。而被稱為“房嬸”的廣州城建系統退休干部李蕓卿也未如實申報房產數據。

　　廣東省某市一名科級干部蔡英在財產申報中也發現了一些漏洞，她告訴記者，申報表格并沒有硬性要求干部申報直系親屬的財產狀況，包括房產、股票、各類投資項目等。

　　“我們都知道要核查直系親屬的資產狀況更困難，上頭也不會耗費人力物力集體地盤查親屬的資產，最多就是抽查，干脆把這些財產都轉移到直系親屬的名下。”蔡英表示，她身邊不少官員朋友早已將各類財產轉移到其他親屬名下。

　　核查、公開環節缺失

　　在監管行業有近10年從業經驗的蔡英認為，財產申報表名目設置有些“死板”，輿論將目光聚焦在房產信息中，事實上，不少官員的整體財產中，房產僅占一部分比例。

　　蔡英進一步表示，股權投資等金融財產在申報表格中，并沒有設置具體名目。“即使有部分設置了，也不規范。”她舉例，申報名目中并沒有考慮到“浮動資產預估”這項，如對親屬的股票投資而言，股票價格起伏不定，官員如何在申報中如實反映，對申報主體來說難以把握。

　　黃錫唐則指出，申報名目缺乏諸如“公職身份帶來個人收益”這一項，不少官員身兼非官方職務，比如各種理事會、委員會的領導身份，部分職位包含配備干部住房待遇，“這方面到底如何衡量，如何申報，容易糊弄過去”。

　　對此，有政府人士向記者表示，香港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具有較大約束力，可以借鑒。

　　據了解，香港公務員申報財產的內容名目較多，對于申報主體，政策規定凡是職位可接觸敏感資料，而這些資料足以影響在香港及香港以外地區交易的地產及房產、股票及證券、貨幣、期貨和期權合約的價格，這類職位應被列為財產申報指定職位。

　　此外，在申報期間，香港的公務員如有任何相當于或超過20 萬港元或3個月薪金(以較少者為準)的投資交易，均須在7天內呈報；所有第一層和第二層人員均需申報其配偶的職業。

　　近日，全國住房信息聯網再次提出時間表，相關政策明確，2020年之前將建立以土地為基礎的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實現全國住房信息聯網。業內人士認為，此舉有助于推進官員財產透明化進程。

　　一位接近廣州國土房管局的人士表示，由于內地財產申報為登記制度，所以除了缺乏具體的申報指導外，申報過程中還缺乏必要的督查和信息公開程序。“如果過程不監督、申報信息不公開，即使大力推進財產申報也容易淪為走形式。”他說。

　　該人士指出，以房產信息登記為例，這項工作由國土房管局安排，該局對其他更高級別單位的官員財產申報過程無法執行強力的指導和督查程序。

　　“財產申報到底由誰牽頭，誰牽頭才會有實際約束力？這些問題解決不了，申報信息對外公開更是難上加難。”一位曾到香港考察相關制度的深圳市官員稱。

　　據香港相關政策規定，除最高層職位人員可供市民查閱的申報內容外，所有申報投資的個人資料及機密內容只會由已獲授權人士處理及用作申報制度內明確的目的。香港行政會議官網可查詢行政會議成員個人利益登記冊，包括行政長官梁振英等主要官員受薪工作、本人及配偶和子女持有的土地及物業等個人利益方面的資料。

　　(應采訪對象要求，黃錫唐、蔡英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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