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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天前，因被懷疑是童工，吉覺阿呷和72名彝族同伴被大巴車從深圳送回涼山。如今回村已近一周，跟出去打工前相比，仿佛什么事都沒發生過一樣。“在家哪一天不是這個樣子，喂豬、洗衣服、生火做飯、背起背簍去找柴。”吉覺阿呷自顧自抱怨著，記者給她照相時，她敏捷地躲開了。“你拍我是要上電視的嗎？不要讓我上電視，不然出去打工他們就不要我了。”吉覺阿呷懇求道。（1月14日《人民日報》）
　　
　　深圳童工一句“打工有肉吃”，讓天下人為之動容心酸。社會的普遍關注讓童工們得以回家。但現在看來，這些童工的命運依然堪憂。把童工送回家的目的，不是為父母分擔家務，照看弟妹。他們有更需做最該做的事，就是讀書。但現實讓人尷尬。如果此種現狀沒有根本改變，童工事件所引發的全社會對兒童權利的大討論，就毫無意義。當兒童最基本的教育權都不能保證，還奢談什么其他權利？
　　
　　按照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父母作為監護人，理所應當要盡這個義務，但現實又決定了種種要求是多么強人所難。一方面，少數民族地區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經濟貧困現狀，另一方面，我國對少數民族實行的特殊計生政策，也使得這些地區普遍存在多子女現象，一家有三四個孩子是常態，有五六個的也不在少數，讓他們撫養，談何容易？既然這是地區發展差異和政策因素導致，那么，對于這類家庭，按照羅爾斯正義原則，社會也應該給予適度補償。出生可以不同，但至少要讓孩子在讀書權利上做到一視同仁，不能讓“五十六個民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只在歌聲里傳唱。
　　
　　雖然我國目前義務教育階段實行全免費，但諸如生活費等費用，在他們依然還是一道難過的坎。這筆費用，完全可以通過地方政府和社會渠道解決。費用兜底，就解決了家長的后顧之憂，也是給孩子一個改變命運的希望，更給地方后續發展提供了可能。這里還存在一個如何將野孩子拉回頭的問題。畢竟他們“見過世面”，嘗過繁華都市的甜頭，能否收心繼續完成學業令人頭疼。這需要花力氣解決師資匱乏問題，通過他們的心理疏導和教育感化，增強他們的學習興趣。另外，課程設置也很重要。既要照顧多數，也要因人制宜，尤其要偏向于技能培訓課程，走職業教學之路。讓他們擁有一技之長，也是為日后工作蓄積能量。
　　
　　有個細節，就是孩子害怕拍照，而原因則是擔心“以后打工沒人要”。這就表明了，解救童工任重道遠，他們以及留守孩子都可能走上重返之路。因而，在學校模式和布點上，要打破常規，就像各地推行的棄嬰島那樣，比如開設特別寄宿學校，通過集中辦學，吃住在一起，直至完成基本學業。這既讓他們享受社會大家庭的溫暖，也防止外界干擾。
　　
　　當然，這其中還會衍生出種種問題，需要破解，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保證他們能享受到最基本的教育權利。如果這個最底線的權利難以守住，其他一切權利都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