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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記者從遼寧省環保廳獲悉，《遼寧省環境空氣質量考核暫行辦法》公布以來，遼寧省首次給8個城市開出“霧霾罰單”，罰繳總計5420萬元，其中沈陽高達3460萬元。據環保廳透露，罰繳資金將全部用于藍天工程治理環境空氣質量。

　　活在霧霾中肯定不是一個好的狀態，全國多地持續多日的霧霾天氣讓公眾的心情可謂糟糕到了極點。這個時候突然看到或系全國創舉的“霧霾罰單”出世，多數人應該有一種痛快的感覺：面對霧霾，環保部門終于揮出了重拳！

　　眾所周知，霧霾天氣非一日所形成，治理霧霾更遠非一日之功，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假若因霧霾罰單而生成的巨款真能取之于霧霾，而又用之于霧霾，當能緩解“治霧”資金的短缺。相信這也是遼寧此舉贏得很多贊揚的一大原因，人們贊賞遼寧去年出臺的《環境空氣質量考核暫行辦法》，更為這一地方法規不僅立了起來并且得到堅決執行而紛紛叫好，進而呼吁全國各地都不妨以遼寧為榜樣。

　　但在普遍的贊賞聲之中也有一些表達疑慮的聲音，留意一下新聞的網絡跟帖，就有不少網友提出了尖銳的問題：“罰款誰出？怎么使用？”

　　如果說霧霾罰款“怎么使用”涉及資金使用透明，透露出網民對治污資金可能難以落實的一種擔憂，需要在隨后的治污預算中給予及時澄清，那么“罰款誰出”的指向尤為關鍵，因為它關系到誰來埋單誰來負責的要害。

　　要論責任，霧霾天氣之形成，自然之外的人力因素是最關鍵的。誰是最大的責任人？今年3月兩會上，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在被媒體問到如何應對大氣污染問題時曾經表示，“治污先治官，治官先治人”，這是毫無疑義地明確，一個城市如果污染嚴重，其主政官員就是最應該對此負責的人員。

　　按照這一邏輯，遼寧霧霾罰單的缺陷顯而易見。罰款由一個城市上繳到環保部門，同屬財政資金，幾乎像是財政資金的一種挪移；財政資金無論流向哪里，都是納稅人的貢獻，難道納稅人是形成霧霾的禍首？這樣一種處罰，對真正的最大責任人又會有多少像樣的觸動？

　　同樣治理霧霾，作為大氣污染重災區的河北拿出了另外的辦法。據媒體報道，河北全省當下正在進行一場狂飆突進式的大氣污染治理運動，一位縣委書記對記者坦言：“我完不成GDP指標，頂多挨批；搞不好大氣污染防控，把我‘帽子’摘了，這可劃不來。”直率的話語道出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只有與官帽掛鉤，治污的壓力才足夠真實。一旦仍由GDP決定政績決定官員之升遷，一個高能耗、高污染項目則可能是各地爭搶的香餑餑。

　　像河北這樣，把治污納入地方官員政績考核之中，輿論早有呼吁，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就曾建議，把環境污染治理作為政績考核的指標，特別在重度污染城市將環境治理作為政績的首要考核目標。今天河北的實踐算是對這種建言的一種積極回應，但應對包括霧霾在內的環境污染，一個不小的難題是各地的統一和協調，僅一兩個地方把政績和治污掛鉤，即使在當地暫時取得了成效，也注定無法扭轉全國之大局。因此，在環境污染之危害越來越嚴重，官方和民間的共識越來越一致的當下，應該是在全國推行把治污全面納入官員政績考核體系這一舉措的適當時機。

　　以政績考核推動治污，硬逼官員不得不重視環保，社會的發展中加大環保的權重，受益的不僅是民眾，也有經濟。“控制產能過剩、淘汰落后產能”的口號叫了這么多年，似乎一直沒有明顯成績，癥結就在于高能耗項目對G D P的貢獻催生了污染的動力，這種動力往往蓋過了治污的壓力。在目前的行政格局下，只要治污的壓力全面而真實，加上經濟轉型的內部要求，中國經濟的面貌相信完全可以徹底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