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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能忍耐才對”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爺爺朱德雖身處逆境，仍關心著其他人的遭遇。

　　1967年2月I7日，被周恩來總理安排到北京保護起來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給爺爺打來電話，意思是說，聽到了爺爺也受到圍攻的消息后，很為他老人家擔心，想來看望一下。第二天，江渭清就來到了我家。

　　他向爺爺講述了江蘇省“文革”運動的情況，說那里是“專抓革命，不搞生產，田里的稻谷沒人收，工廠停工不生產”。爺爺聽了，說：“停產鬧革命并不是主席的意見，也不是中央的意見，這些都是造反派搞的！而且他們整人也整得很厲害。”談話后，爺爺又留江渭清和我們全家一起吃飯。江渭清擔心地問：“我是江蘇‘最大的走資派’，在這里吃飯，會不會牽連到你？”爺爺說：“如果說吃頓飯就會受到牽連的話，我不知被牽連多少回了！”

　　吃飯的時候，爺爺又對江渭清說：“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忍耐才對。俗話說的好，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

　　“文革”期間，爺爺奶奶的行動也受到了限制，與很多老同志間的消息都隔絕了。因為我和哥哥有許多同學是高干子女，我們孩子之間常常溝通各家家長的情況，誰誰家出了什么事馬上就傳開來，所以爺爺奶奶還不時地向我問起一些老同志的情況。他們不止一次地問過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譚震林、楊尚昆、李富春、林楓等人的情況。每當聽到這些老同志的遭遇，爺爺的心情都很沉重，老半天默默無話。有時聽我講完，他還囑咐說：“以后有機會，你可以帶他們的子女到我們家里來玩！”

　　林彪集團敗露之后，家里的客人又多了。

　　1972年除夕，王震約了王稼祥、廖承志，帶著各自的夫人來到了我家。爺爺聽了王震他們敘述“文革”以來各自的遭遇，笑著說：“林彪弄出來了，天又翻過來了，毛主席沒有忘記你們大家，你們都是有功勞的好同志，很快就會給你們重新分配工作的。”

　　爺爺若有所思地對在場的人說：“我們在一起干革命都有四五十年了，你們那時候都很年輕，只有二十多歲就身負重職了。我們在一起幾十年，互相間都是很了解的。”爺爺停頓了一下，又感慨地說，“時間過得很快啊，如今我們的頭發都白了。”

　　王震笑著說：“朱老總，你是紅軍的創始人，德高望重啊。”又摸著自己的頭發說，“你們看我的頭發，比你們白得都快些。”

　　廖承志對王震說：“你是白發童顏啊！”說得大家都開心地笑起來。

　　請客看電影的深意

　　林彪集團覆滅后，爺爺的處境好多了，他開始關心解放老干部這件事。因為經常有些老干部主動來家里看望爺爺，爺爺就利用這個機會和他們談心，了解情況。

　　我小學時有個同學叫程海峰，他爸爸程子華曾是紅十五軍團政委，七大的中央委員，“文革”前曾經任商業部長、中共西南局書記，“文革”開始后被林彪一伙打成了“走資派”，就失去了工作的機會。林彪摔死之后，雖然對他的問題有所松動，但那時還沒有完全“解放”，為以后的工作，他想跟爺爺談談想法。我回去給爺爺一說，爺爺很痛快地說：“行，讓他來吧！”

　　見面后，爺爺親切地握著程子華的手問：“現在生活怎么樣？”

　　程子華就說：“肯定我們都沒事了嘛！林彪一死，我們的歷史問題自然就清楚了。為什么還不給我分配工作？”爺爺說：“你別著急，黨和人民是了解你的。你的工作也會有的。”

　　那天，爺爺還留程子華在家里吃了一頓飯。那時候，我們家里還請過楊尚昆、彭真等許多老同志。

　　當時，我們家每個星期六都要放一場電影。在那個文化匱乏的年代，這是十分令人羨慕的。許多老干部和家屬，也被請來一起看。人太多，坐不下，爺爺就讓秘書去借用我們家對面中聯部的禮堂，就這個禮堂也都坐得滿滿的。我記得鄧小平家的子女，陳云家的子女，任弼時家、劉伯承家、李井泉家、王震家、王諍家等，凡是能找到我們的，爺爺都把他們請來看電影。其實，爺爺不是很愛看電影，而且他的作息時間非常嚴格，除非極特殊的情況，晚上10點之前，一定上床休息。所以，他看電影一般都是電影開頭的時候來坐一下，電影開始不一會兒他就走了。

　　我那時還不太明白爺爺為什么那么熱心請老干部們吃飯、看電影。在爺爺去世之后，有一天我和奶奶講起這些事時，奶奶說：“當時林彪雖然垮了，但‘四人幫’一伙還很猖狂，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工作困難重重。爺爺之所以這么做，就是要給老干部們一些安慰，并造成一個影響，為解放老干部們營造一種政治氛圍……”

　　“江青的本事有多大？”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爺爺重新當選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地位逐漸恢復，特別是開始履行一部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國家元首的職責，能在一定程度上對黨和國家的事務發生作用了。

　　江青在同林彪集團矛盾激化和斗爭激烈的時候，“文革”初那幾年對老同志的囂張氣焰有所收斂。她對爺爺的態度也明顯好轉。

　　記得爺爺1971年夏天去北戴河度暑期時，江青也在北戴河，她主動給爺爺打電話問好，說她那里有內部放映的影片，要給爺爺送過來看。以后幾年，不論是在北戴河還是在北京，江青時常給爺爺、奶奶打電話，說最近又審了什么新片，要送過來看看。有些剛從西方國家進口的影片，還沒有譯制，就讓外文翻譯跟過來，邊放邊譯。

　　我這里想說的是，江青對爺爺奶奶，還有另外的一面。其實在延安或西柏坡的時候，她對爺爺也是很尊重很親近的，把爺爺看作是忠厚長者，知道奶奶也是十分樸實的人，她有什么心事，愿意跑到爺爺奶奶這里說說，特別是和主席有了什么不和諧需要調解的時候，常跑來找爺爺奶奶，確實爺爺奶奶能起到其他人起不了的作用。

　　但人是變化的。江青的爭強好勝，心胸狹隘乃至偏執，終于發展到了在政治上要“偶爾露崢嶸。”1974年1月下旬，江青在首都體育館連續兩天召開在京部隊單位和中直機關、國家機關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奶奶參加大會回來，感到緊張。奶奶說：江青在會上講話，耀武揚威地點郭沫若的名，迫使郭沫若在大會上站起來，還把矛頭指向周總理。另一個突出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軍隊里去了，給軍隊又是寫信又是寄書。

　　爺爺聽了奶奶的話，半晌，才穩穩當當地說：“你不要著急，軍隊的大多數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數是好的，群眾也是好的。江青的本事有多大，你不知道嗎？”

　　有一天，爺爺的秘書送來一封給爺爺的信，打開一看，是反映江青問題的。江青在1972年8月下旬曾接見一位美國女學者維特克，談了一個星期，吹噓自己。這在世界上影響很不好。爺爺看了信，感到問題性質嚴重，不能把問題壓下來，就劃了圈，寫了：此事重大，須慎重處理，并報送主席。據說，毛澤東看后，氣憤難抑。

　　1974年，我還見過剛剛在十大當上黨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來看望爺爺，他在爺爺面前顯得很謙虛、機敏，一口一個“前輩”、“老總”。有一次，我問爺爺：他是新選的接班人嗎？爺爺說：“是不是接班人，要看能不能經受住歷史的考驗。”

　　1976年的祖孫“密談”

　　1976年1月15日，鄧小平在周恩來追悼會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之后，便從報紙上消失了。這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全國緊鑼密鼓地展開。幾乎就從這時起，爺爺的身體明顯不如從前了。

　　一年前，爺爺每天都要在萬壽路的大院里轉三大圈。除了散步活動，還有爺爺幾十年來自己“發明”的一套健身操，從頭到腳都可以活動開，最后還要雙手叉腰地吹上幾聲口哨。這套健身操，爺爺每天都做，幾乎是風雨無阻。但是到了1976年后，爺爺漸漸地做不動了，散步也漸漸地由三大圈變成了三小圈，后來又變成了一小圈。直到最后除了那口哨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大大地簡化了。

　　我在北戴河當兵，奶奶向有關的領導打了招呼，我每個月都回家幾次看望爺爺。我的本子記著這年3月18日至4月6日，爺爺和我的幾次談話，從這些談話中，可以了解爺爺當時的內心世界。他說：“‘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很多人，也涉及到了我，這些你都很清楚。這里面有林彪一伙搞的，也有其他原因。老干部進城了，薪水高了，房子住得好，這些比人家特殊，人家不滿意，說我們做官當老爺，說得對嘛。我不是經常和你們講，你們屬于貴族子弟嗎？論生活，論條件，都比一般工人農民優越嘛！不能認為這些是合理的、是正常現象。這些東西對你們并沒有什么好處！”

　　談到這，爺爺有些激動地說：“當前的斗爭還是一個權力的問題。這是問題的實質。他們制造輿論說老同志思想跟不上了，要換掉，通過斗爭換掉，是為他們奪取最高權力掃清道路。民主革命有同路人，社會主義革命也有同路人嘛！王、關、戚，蒯大富、聶元梓不就是同路人！他們投機革命，是想當官，想搞特權，要看透他們！”

　　清明節前后，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外面謠言四起，傳說紛紜。廣播里說“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指揮、黑后臺”，爺爺對此不屑一顧，他輕聲地問奶奶：“你知道鄧小平同志住哪里嗎？”

　　奶奶說：“不知道。”

　　爺爺憤憤地說：“現在，他連自由都沒有，他出得來嗎？說他是天安門事件的總指揮，碰到鬼了！”

　　1976年4月7日，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據當年參加了這次會議的吳德回憶說：“會議傳達了毛主席的兩項提議：一是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是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后效。對于毛主席的兩項提議，參加政治局會議的同志誰都不說話，政治局當即擬定了文字稿。我還記得，朱老總戴上老花鏡，拿起文稿看了一下，心情很沉重，一言未發。”

　　1976年6月，也就是爺爺住院的前幾天，我母親從天津來看望他。當時“四人幫”正加緊篡黨奪權的步伐，政治形勢十分緊張。在談話中，爺爺進一步流露出對黨和國家命運的擔憂，他說：“有的人就是有野心，想當皇上，這些人搞的不是社會主義，他們要把國家搞亂，想奪取中央的權，你們一定要堅信，只要毛主席和老一輩都健在，權是不會讓他們奪走的。”

　　7月初，爺爺病危。到7月6日下午，他就離開了我們。奶奶康克清把爺爺的兩萬多元存款全部作為黨費交給了組織。爺爺沒給子孫留下什么財產，但留下了比什么都寶貴的精神財富。（摘自《永久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