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日前公布《機關事務管理條例》。條例規定了將被處罰的六大情形，其中規定采購奢侈品、超標準的服務或者購建豪華辦公用房的，最高將被給予撤職處分。

　　7月9日，國務院公布《機關事務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全面規范機關事務管理活動的行政法規。

　　“縣級以上政府部門應當采取定員定額的方式，編制機關運行經費預算，嚴格控制三公經費的規模和比例，三公經費支出不得挪用其他預算資金”，條例中對于“三公經費”的相關規定被認為是最大的亮點，全國人大代表葉青評價說，這是迄今為止針對“三公經費”最嚴厲的法律規范，讓人看到了約束“三公經費”的希望。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鄧淑蓮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2011年七八月間中央95個部門公開的“三公經費”支出的準確定義都是“財政撥款中的三公經費”，而在各個部門的相關支出中，財政撥款僅是其中一部分，其余行政事業性收入、預算外收入等非財政撥款中，往往隱含著更大的“三公經費”支出空間。

　　目前尚未納入國家預算管理的這部分收入數量比較龐大，科目也很龐雜，就中央一級財政看，大量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都在其列，數量很難掌握。

　　正如鄧教授所說，6月27日，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國務院關于2011年中央決算的報告時表示，93.64億元的“三公經費”支出，是匯總了2011年中央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用當年財政撥款開支的總數。

　　鄧淑蓮告訴記者，按照目前的預算科目分類，沒有完整的“三公經費”這一科目，各個部門預算的支出，一般分為“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兩大類，通俗地講，基本支出是“養人”的費用，資金來源于各級財政的直接撥款，項目支出是“做事”的費用，其資金來源則是各級發改委的項目撥款以及配套資金。

　　“三公經費”屬于基本支出，但在鄧淑蓮看來，目前中央各個部門和部分地方政府公布的“三公經費”支出中，屬于基本支出的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鄧淑蓮解釋說，基本支出屬于“人頭費”，定員定額，預算管理相對嚴格，只能支付正常的招待費、小型會議費用，而項目支出沒有具體的標準，部門隨意性支出很多，一些違規的“三公經費”支出就被轉移到項目支出里了。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條例首次以國家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了編制機關運行經費預算要采用定員定額方式，‘三公經費’不得挪用其他預算資金，意義很重大。”鄧淑蓮說。

　　6月27日，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2011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情況時表示，“三公經費”概念不清晰、口徑和標準不夠規范，不利于發揮約束和控制作用，也容易造成社會公眾誤讀。

　　隨后，審計署行政事業審計司司長劉正均表示，目前，社會公眾對“三公經費”的認識不夠全面，有的甚至將其視為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公款出國旅游、公車私用和公款吃喝的同義詞，而各政府部門在公開“三公經費”時也沒有進行必要的解釋，有可能誤導社會公眾。

　　“三公經費”標準不完善。目前，國內公務接待尚無明確標準，外賓接待費和出國住宿費依照的分別是1998年和2001年開始執行的標準，與實際情況已有較大差距，部門超標準列支現象比較普遍。

　　“三公經費”口徑不一致，既反映在各部門“三公經費”預算編制口徑不盡相同，也反映在預算批準的標準不統一方面。

　　但是，實踐中，“三公經費”很難有統一標準。2012年3月下旬，四川省省市兩級部門公開了“三公經費”，在公開過程中，更現實的難點，在于“三公經費”概念不清晰，標準模糊，管理不夠規范。

　　據了解，財政部在1998年曾頒布過行政事業單位業務招待費列支的相關規定，各地政府的開支標準，不得超過當年單位預算“公務費”的2%。如果以這個規定來看四川各部門的公務接待費用，不少部門都已超標。

　　“像公務接待費標準，找不到一個嚴格的標準，只要合理就行。我們把握的原則是，體現工作價值，體現實際工作需要，避免大的不合理增長。”四川財政廳有關負責人說。

　　“比如，對招商局來說，對外接待是主要工作，接待費必然就高。”四川省審計廳副廳長陶志偉說，類似的還有公安部門辦案使用公車費用和外事部門的出國費用。不同部門職能的差別很大，決定了“三公經費”難有統一標準。

　　相比公務接待和因公出國(境)，公車的標準、口徑較為容易統一，按照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的規定，從2011年1月6日起，一般公務用車統一配備排氣量1.8升(含)以下，價格(裸車價)18萬元以內的轎車。

　　除了一般公務用車，公車還應包括特種專業技術用車，如環境監測車、急救車以及執法用車等。

　　早在1994年，中央就下發了關于黨政機關公車配備的規定，明確規定了部長級和省長級干部按一人一輛配備專車，現職副部長級和副省長級干部，保證工作用車或相對固定用車。副部長級和副省長級干部離休、退休后享受部長級和省長級待遇的，不配備專車。按照此規定，很多官員都應該沒有配車，然而現實是，配車不僅多，而且超標準配備的情況也很常見。

　　這不僅是因為嚴重缺乏外部監督，內部監督不能變成一種硬約束，在一個部門、一個地方，首長負責制的體制現狀也決定了，配車多少是由首長說了算，費用與配車名目總能找到一些變通的理由。

　　不少學者認為，中央對于“三公經費”的壓縮有非常大的決心，那么財政體制改革應該不斷跟上，完善政府預算和支出體制，“三公費用”不應再被歸入、轉嫁到“其他支出”項目，只有預算細化，才有據可依。